〈他与我〉8

叶兄（编按：指叶盛吉学长）爱书，这点与我相同。他是细品，完全把内容消化。如内容稍深奥一点，［我俩读到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我是这本书看过了，写什么［就］差不多忘了。尤其哲学、经济学［，］我根本没有读过入门的书，如此浅尝，可能结果［就与叶兄］完全不同了。我对数学较有兴趣，看过了就有一个印象，［也］因为这一点［，］在绿岛有［了］个「博士」、「大统计」的外号，想起来［这］一半是讽刺我的广而浅的作风。［我这样］只有一个好处，［就是］老了忘得更多，什么书都忘得差不多，所以重读如是初读，可以省下买书钱。何况现在没有什么收入。读旧书如看新书，不亦乐乎。

台大医学院，刘沼光早就参加中共。很有可能［这与他］在日本东大早叶兄两三届的［同学里］，就有日本仅存［的］两三个细胞（细胞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有关系。9一九四七年［他］成立［台大］医学院学生支部时也只有四个人10，他脱逃11之后，有一段时期［其支部书记职］由杨廷椅12兼代。

支部至少要有三个人。林恩魁13兄毕业后回南部，就剩下他（编按：叶盛吉）与另一位刘兄14，［而］那位五〇年（编按：即一九五〇年。以下各年份皆为西历）六月也要毕业，所以为医学院的支部的存留［，］上面［就］有［了］许多考虑。四八年九月我被聘为医学院学生自治会的文化部干事，那就是叶兄的意思，他当时是自治会的常务理事15。自治会设一常务理事、一副常务理事16、数位理事，由理事会再聘数位干事，由各学院的常务理事及副常务理事十二位再选自联会理事长。［医学院］因为插班生的事闹自治会17改选，叶兄提名我，而后［我］又当［上］副常务理事。以后［到了］四九年「四．六事件」后自联会被解散，改为班代表会。医学院当时［除了］医科没有其他的系，护理还是职校。当时医学院还是五年制（但七年制一年［级］已入学，二三年［级］是六年制，四五年［级］是五年制）18，所以［有］五名班代表推我为代表。其他学院各系的班代表选一位代表参加，所以有些学院代表多，医学院只有我一个人。

初遇叶兄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入［住］临时学生宿舍，［他］穿着没有领的白衬衫、深蓝色长裤、篮球靴，在图书分馆出入，我还以为是图书分馆的职员。他是三十六年（编按：即一九四七年）六月入宿舍［，］比我早四个月，当时每个科都有学生住。［住宿须］防止小偷，［小偷］偷马达、显微镜、玻璃，无所不偷。有些人自己解决三餐，有的人就在宿舍搭伙。后来［我们］搬到［原先］没有人居住的病理解剖室前一排三间的木造二楼的房屋，不算临时宿舍，以后陆续［又］有人搬进。同班的黄锦棠兄、陈海国兄，毕业后也搬到这里。他（编按：叶盛吉）一直住到五〇19年三月赴潮州的「疟疾研究所」［前］。他当宿舍的文化委员，我就是他的下一届的文化委员。我写长篇小说《鱼篮观音》、和一些杂文，每月向他缴稿。说话机会多［了］，他那时候就对我有兴趣。

我当自治会20文化干事［时］，借大礼堂［播］演德、法的旧［电影］片，［现场］甚至没有座位［，］有人还站着；［但］因为税捐处要我们缴税，以后就停止［播放］了。［放映那时，］我还要清扫大礼堂、去和旧片店租片、请技师，还要写海报去主要高中贴广告。当夜要招待放演的技师，还要收费（［当时］已经是出新台币，每人一元新台币）21。［尽管如此，］我做事负责［，］任劳任怨。税捐的事还［曾］闹到杜聪明先生22处，以后就索性不再［放］演了。似［乎是］演萧邦的故事《别れの曲》23［那次］，观众最多。

林丕煌24对叶兄是［怀有］一种英雄崇拜的倾向，我［则］是纯粹［视叶兄］是一位可值尊敬的朋友，所以反而他与叶兄有点距离，我却可以［与之］坐着天南地北的聊，可以自小老百姓的生活［聊］到国家大事，他对我的博而浅的智识有点兴趣，谈世界大战，可以由坦卢堡包围战、马恩河的空隙、无意中出现的英国的骑兵，扯到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的死亡（少即说二千万，多［则］有人上看25八千万，甚至有人说上一亿）。

［后来］我除［非］有事，［否则就］避着他（编按：叶盛吉），［因为］我已经稍知他的思想。而我［，］家有五个弟妹、父亲恶性高血压，［所以］能躲就躲。26而且［，何况还］有那老者［说过］「庚寅官符」如截铁一般的一言。27偏偏他（编按：叶盛吉）订婚请女婿28［时］，请我做陪伴，这［下］不能逃［了］。他似稍踌躇后，先说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员，而［后］要我也入党。对他我不能拒绝，况且他讲明自己身份，对着敬重的朋友的这种［基于］信任的告白，我已经不能［再］逃，以我的极少的对人经验只好说：「让我考虑一两天［，］到台北再说」。其实我是已经面临“ALEA JACTA EST”了。29

到了台北，我依照格式［向党］交了自传，对党的批评［我］写了两条，其一［，］土改的扫地出门，就是把地主赶出乡村剥夺生活的手段，第二［，］是不依法杀人。30约十日后的晚上七点左右，［我］在那叶兄住的病理解剖对面的房间举行宣誓，这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廿三日。翌日我有皮肤科的考试，这宣誓引起的讨论及辩论约一小时半，使我皮肤科只能看一半，只考了六十分。

〈关于中国〉31

严格地想［，要］对中国下一个「正名」实在也不易。［有时］可能自北方陆续南下、有时自南而北上、有时由黄河及长江而来的族群，在六［、］七千年［间］逐渐混合，［然后］由秦始皇统一文字，在中国此地自称汉族的人［于是］才达［到了］九五％左右。「五十六个民族」32，这不过是目前的一种说法，如再细求细分，可能会更多。二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33此举由一个角度看来相当有远见。伟大的远见。［然而］中国的历史勉强自禹夏凑起来约四千年，也不是世界最早的国家。

［当年］在绿岛［，］甚至［若有人］说印尼的原人（Homo erectus，以前称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比北京原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约早十万年［出现］34，就［会］有人说我们没有国家的尊荣观。如果［像］现在［这样］说人都是由非洲走出来的，在那年代可能会要［被人］戴上一个异色的帽子。其实人类考古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问。［根据考古学，现代人］顶早大约五万年［前，才］由中南半岛附近走入中国。

如只是说地理的中国［，］就简单的多。不过现在连这么说也不大轻松。为了钓鱼台［，］中日可能打起来；而菲律宾为中沙列岛35、越南为了西沙列岛［，］正要和中国翻脸。这三者之后［，］世界有识之士都知道有一个大国（编按：指美国）［在］撑腰。［中国］光满清丢掉的土地大概有三百万平方公里。而［其中根据］《雅尔达协定》（编按：即《雅尔达密约》）独立的现在外蒙共和国36，也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37连说一个中国，有时［都］这么模糊、不清楚，这看台湾的台独就知道，那么［按其逻辑，］兰屿要成立［独立于台湾的］「达悟共和国」也名正言顺。他们［达悟人在兰屿］已住了近数千年，一度去巴西海峡的巴当岛38，一部分［于］六百年前再回兰屿。39兰屿确实只有他们住过。从前红虫病无药可医，［病原虫是］有时会［致人］死亡的一种跳蚤类的寄生虫、中国人以前信上写「无恙否」的那个恙。绿岛人二百年不敢去红头屿［，］就是怕这红虫病。现在［人们］知道绿霉素等可以治。但台风很多在那里转方向。他们［兰屿达悟人］都住得低低的，就是避台风的灾害。绿岛也颇像兰屿，所以「八．二三台风」40转南时［，］就把我们五队41的屋顶吹掉［了］。台风的一阵雨，一两天就有一千公厘、有时近二千公厘的雨［量］；［但］我们住在沙地上［，］不会有土石流也不会涨洪水，［因为］更下面就是死珊瑚堆成的珊瑚石。我们只怕地震及有丝丝可能的火山爆发，［毕竟］绿岛一些安山岩都是古早的火山熔岩。［绿岛］倒是不怕飓风。台风来去约两天左右，有时伫留［达］42五、六天，短的一天就过去了。时速二十公里，一天四百八十公里。现在电视方便［了］，［气象播报把］各地气压都画出来，［可以看到］飓风专走低气压，如水专流谷地。写长了，以前［读］卫生学要学气象学，我也自读了一点气象学。近来人［类］不大守大自然的规矩，所以气象有时候也会作怪。

中国，如从历史的中国说来，四千年前的甲骨文字43现在还使用，写在纸上，现在也可以跳到电脑上。以前我学了一点仓颉［输入法］，现在用笔用指头［输入］也可以写上去。［仓颉输入法］很方便，后悔三十年前没有好好学，［如今］迟了，剩下来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历史］从夏朝［算］起，大概目前考古学与历史学似同意了。商的历史，司马迁先生写的相当正确。这样起码中国有文字写的历史有三千六百年左右。〔时代〕愈早［愈是］写得少，而且大多是卜文。以后就多了，多到目前写下来的东西似乎不值钱了。［可惜］甲骨文字的骨甲，以前当药［吃］，所以可能有许多「历史」已经被吃掉了。

中国目前在一子化下，人口大约十三亿五千万余。（［人口］统计这种东西麻烦。顶好［，能］出一个二〇一一的数字；二〇一二就难了。）举一个例子，台湾的出生［婴儿］报户口［，］大约两星期以内［必须完成］。忙了，忘了，就往后推一下。不过这就要麻烦产婆或妇产科的医师大人［修改出生日期］了。中国那么大，人口又那么多［，政令通行更加困难］。从前贵州省一封信要一个月才能到，西藏、新疆、青海，大概也差不多。就是有了电脑了，［也］不是什么地方、任何人都有；就是有了也不一定会用，用错了，比不会用更麻烦。

［如今］十三亿五千万、一心一德［，］就太好了。［这］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梵帝冈的人口只有七百多人；中国五十六族，［若］照有些人的看法可以成立近六十个共和国，「有的人富，有的人太穷，［反正］喜欢嘛，管他的。」44我二〇〇二年走三峡，确确实实［见到有人］富得走路的姿态都不一样［了］，穷的就如传说［所述，］母女［同穿］一条裤，出门的人穿。［但也］差不多那时候正是［因为］江泽民开始开发西部，45［我们只要］看些图片，［就能看到］日常的衣穿相当艳丽。可能这近二十年，［大陆总体经济］大大有进步了，起码女孩子知道打扮。

回想我们一九五一［年］刚去绿岛［时］，［当地］结婚了的女性，夏天不穿上衣。这有那欧阳文46兄的艳照为证。我与王雄仁47六月当伙委48，我［负责在当地］采买，也可以证实。绿岛人［口］也有三千，［按台独逻辑］也可以有一个［独立的］「绿岛共和国」。但珊瑚已经白化，靠观光也不容易［撑起独立后的经济］。

奋起吧，在这九六〇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们，我们祖先发明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你们（编按：指台独分离主义者）有理想的国度就去做他们子民（编按：指去他国），我们绝不反对，但愿互不伤和气，让我们安安静静做一个平凡的中国人。

《叶光毅：颜世鸿先生与我之间的点滴》49

远望：您还记得初次见到颜世鸿先生时是几岁吗？当时是什么光景呢？

叶光毅：第一次见到他，差不多是我初二或初三的时候，当时颜世鸿刚好出狱。在他来访前三、四天，我母亲（郭淑姿）就向我说：「你爸爸的朋友、也是同志，出狱回到台南了，也许过不久会来看你，那时你一定要穿得整齐一点，讲话不要那么『无才』（编按：闽南语，意为吊儿郎当、轻浮不稳重）。」而且，「以后他可能比较有时间来找你，你要稍微有心理准备。」至于颜世鸿会多常来找我，我不知道，但听得出母亲的言下之意，就是他不必再被关了。

我见到颜世鸿的第一印象，是他讲话总不慢不快，给人如沐春风、很稳重的感觉，像「即之也温」的君子，不像我这样急躁。他体格挺魁梧，一表人才，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眉宇之间流露非常坚决的气质，但又会令你感到这个人很温柔。他让我感觉到，真正的中共党员不会一天到晚蹦蹦跳跳、毛毛躁躁，所以我看到他，就了解只要有像颜世鸿这样的人才，中国的革命一定会成功。

也因此，明明当年台湾大学里面不缺才华洋溢又稳重低调的学生，为什么我父亲要发展颜世鸿成为党员？除了颜世鸿先生性格不张扬的人格特质之外，他跟我父亲都在学生自治会里共事，彼此的志向合得来，使用的语言又相近（编按：指批判时势的观点），所以我父亲才会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相信颜世鸿的人品与能力，决定吸收他这样的人才入党。

远望：颜世鸿先生提过哪些和您父亲叶盛吉相处时的事情，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叶光毅：颜世鸿比较沉默寡言，讲话总是点到为止，不会讲得很明确，或是这次刚好讲到什么事情了，他才会提到以前他们之间是怎么样子。我认为依颜世鸿的性格，你即使再深入问他，他也不会跟你谈得更深入，因为他常常说：「给再多说明，假如对方自己不去思考的话，也是有点浪费时间。」加上他话里面牵涉的人事物很广，可能因为是在戒严时代，政治犯即使出狱也仍受到监视，话不能多说。而且我去找他时，有时候他正在帮病人看诊，只能向我说：「阿毅，抱歉，你先到外面看报纸。」然后等他包药时，才边包边跟我聊天。

不过他曾提到以前跟我父亲在学校的活动，像在自治会如何改善台大学生的伙食。他还讲到，我父亲很喜欢画图，而我外公（郭孟扬）也喜欢；还有外公一天到晚向父亲讲基督教的事，两人辩得很凶，50然后我父亲一定会向颜世鸿分享。另外，颜世鸿也讲自己入党的经过。他那时候已隐约知道我父亲的思想，虽然学校人多，但身处当年那个混乱的时代，而台大学生都是台湾的青年菁英，话不必讲得那么露骨，听你使用的语言跟概念大概就猜得出来。后来我父亲来拜托颜世鸿一起坐车去说亲，借机私下向他宣告：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员！51还有，颜世鸿宣誓入党那一天，他一度跟监誓人陈水木见解不一样，反对东北土改清算地主时的暴力，颜世鸿比较接受温和的方式，我父亲也在旁边支持他。

颜世鸿还讲过，父亲很温柔，虽然有一次他在一些事上，流露出一点……可能是失败主义的情绪，结果被我父亲发现了，父亲有点不高兴，看颜世鸿的眼神显得有点严厉，颜世鸿说，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叶盛吉会严厉到让他害怕。但颜世鸿又补充说，这个严厉里边，其实充满了温暖和期待。我母亲也说过，父亲不必讲很多话就有说服力。所以颜世鸿说，像我父亲这种人，有一种Charisma（个人魅力），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当时的局势下非常欠缺的人才。

远望：难怪颜世鸿先生表示是受您父亲叶盛吉的人格感召才入党。但台湾「国家人权博物馆」采访颜世鸿先生后，掐头去尾剪辑出来的访谈影片，52却呈现出颜世鸿先生仿佛是迫于您父亲的人情压力才入党，显然不是这样子。他们是生死之交，颜世鸿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回应您父亲的信赖，所以他们才会志同道合，一同为中国的未来奋斗。

叶光毅：对，颜世鸿和我父亲他们只有一种挣扎。假如今天电视媒体在这里，我就要为他们争辩，解释他们的挣扎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他们进入组织时，内心都已经有被捕的觉悟了，即使被抓去枪毙，也只是觉得：「该来的时候到了！」他们的挣扎，只是怕连累家人，而且若能活下来建设新中国，当然不甘于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就是知道生命的珍贵、使命之重要，所以才不轻言牺牲。

像我父亲叶盛吉被抓后写过一份很简短的自白书，即是不想轻易死，因为他知道祖国处于苦难中，正等着他们去建设和拯救。结婚前，母亲就觉得很奇怪，父亲怎么一天到晚都在拖，订婚拖、订了婚以后还拖，到底在拖什么东西？原来父亲是要妥当安排好家庭的责任。还有，身为地下党一旦要逃跑，路该怎么走、替代路线也至少要备两条，以免这条路万一被堵住了就别无出路。这样有什么不对？被捕后，父亲宁愿自己受苦也未供出更多的名单，未曾出卖同志，在狱中碰到颜世鸿时，还私下要求他将一切责任推给自己。此外，则力求有机会能够活着就活着出去，所以写个不痛不痒、不冲击革命进程的简短自白书，绝不是背叛革命或贪生怕死。父亲就是临枪决前，还向颜世鸿重申自己心志未变。我觉得这正是党员基于使命感的慎重选择，意在延续革命共识、维护革命力量、保护党的组织，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远望：您父亲叶盛吉与颜世鸿，无论在道德和国家认同的立场上都十分坚定。

叶光毅：对，他们都很坚定，而且这种坚定不需要用拍桌子或慷慨激昂的话来表现。有一些被关过的地下党人后来倾向台独，但颜世鸿先生始终没有变，他到晚年仍然很温和但是不改初心，并以参加了地下党为荣。颜世鸿还向我说过很多次，病重后最后一回甚至向我重复三次说：「阿毅，我不是台独、我不是台独、我不是台独。」就像父亲于枪决前告诉他自己未曾改变。我听了忍不住搂住他、抱着他。

我自己也是，要坚定地做一个中国人。虽然今天大部分台湾人都支持台独，但这些人假如当面向我说：「我就是不愿意做中国人」，那我也会回敬：「你要走就走，中国人不会接受你。」台独总爱说「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决定」，为什么不说「由14亿全体中国人一起决定」？这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啊！台独什么时候夺到了领土？台独有胆就去「革命」啊，是不是？！

远望：颜世鸿先生的手稿提过，对这种人他也「尊重」，但如果这种人甘愿当日本人或美国人，便要他们赶紧离开别留下来。53接着想请教您，颜世鸿先生平时寡言，始终过着低调的生活，但他出狱后主动探访您，几十年来与您频繁接触、谈话、分享昔日回忆与心里想法，您是如何理解这份交往的原因或意义？

叶光毅：颜世鸿先生是怀着使命感而来的，他认为有必要让昔日同志叶盛吉的孩子，认识到他们当年为何会热爱中国、为何会选择加入地下党。毕竟如果只听我母亲讲述父亲，听不到这些有关国族认同的细节，因为母亲不熟悉父亲参加地下党的事情，她只是单纯以为自己嫁了个东京帝大毕业的医生。所以颜世鸿先生虽然白天忙着为病人看诊，没办法一次向我说很多话，但他会依照我的年龄，在对话过程中给我相应水平的回答，就这样逐步逐步深入，最后再让我自行判断。而且他虽不喜欢跟人争论，讲话常有保留，但等到第三者离开之后，他事后仍会向我透露自己的真实看法，并指出对方哪里有所偏差。他就是这样引导我的成长。

远望：另外想请教，颜世鸿先生大约是何时，才看到您父亲留下的大批日记与札记？

叶光毅：这是逐步给他看的，因为我若一下子拿给他，他也无所适从，毕竟他出狱后要读台北医学院（今台北医学大学）、要结婚，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后来我大学毕业后、快退伍，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告诉颜世鸿先生过一阵子我要去日本留学，就先选了几份资料带到他家里给他看一下。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又过了大约四、五年，我把全部资料整理之后影印，颜世鸿先生就问可不可以让他看，我说：「可以，而且你应该要先看。」54当时颜世鸿还讲过，他对于过去的事情正构想要写一些资料，所以这些东西对他很有用，让他写作比较扎实、踏实。后来他写成《霜降》，借此怀念我父亲，就非常有人性的光辉。另外颜世鸿还写了很多稿子，不是只有《霜降》而已。

远望：台湾有些曾经的地下党人，在得知大陆发生过反右、文革等事情后便很挫折，从此改了志向。可是颜世鸿先生不会如此，他对中国的信心始终很坚定。他知道，在外力的不断干预下，中国革命道阻且长，而且这些挫折置诸中国历史长河里来看，只是其中很快就会翻篇的试错与导正的一点历程；国家民族复兴这个大目标，始终引领着中国的前进方向。您如何理解颜世鸿先生的这份坚定？

叶光毅：大陆历史上发生过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还有「国际大气候」造成的六四天安门。那时候，这些事当然都被台湾渲染与宣传，使那些地下党人有时候内心很郁卒、有一些沮丧。颜世鸿也知道大陆问题很多，但那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大陆在前进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这很正常。所以颜世鸿不会当颓废的失败主义者，在那里无病呻吟，也不会在事情发生后逃之夭夭，结束后才跑回来说风凉话、当事后评论家。我有时候会碎碎念，批评大陆某些作法，颜世鸿就会说：「叶先生，你不能这样讲。」我说：「我当然知道，要管一个国家哪有那么简单？」中国有14亿多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多，当然会有各种问题。

像杨威理55一天到晚都在批评，说大陆做的都是狗屁倒灶的事情，颜世鸿就对他说：「看着一个党演变到这种地步，你作为一个党员难道就没有责任吗？你所做的都对吗？」颜世鸿和杨威理都向我提过这件事，只是杨威理只说他俩有争论。但正因为大陆以前比较贫穷落后，所以我们有心人、有志之士，当然该把它建设起来。像颜世鸿这样的态度，我觉得就是爱，是基于自己的价值信念、对祖国、对中华民族认同所产生的爱。虽然他没有明白讲出来，但我觉得这是他无言胜有言的地方，一看就知道。

所以颜世鸿虽然自称「不是党员的党员」，但他并非对中国共产党愚忠，他知道党为国家、人民好，是有目标、而不是任由东风吹的没定向。当然他也许难免判断时或有一些错误，让他有一点担忧「好像不是这样啊！」，但过不久就恢复平常心，不会因为一时顿挫就灰心丧志。因此，他能一直很关心大陆的发展，像三峡大坝到底建不建的问题就是一例。我升上教授后有一年休假，刚好去日本，颜世鸿就叫我去买书，买跟水利、观光、水力发电、航运有关的书回来，买来他都有看，就是要研究三峡大坝这个问题。他还研究包括人造卫星的细节，像东风、长征系列火箭、神舟这些东西。他看很多书，也买很多书，对于中国他什么都关心！

他还有个相当厉害之处，就是出狱后，在国民党主导视听、或台独占多数的环境中，还能得到资讯对大陆做出接近正确──我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正确──的判断，这是他不简单的地方。像六四天安门事件，他就说那跟外国势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果颜世鸿可以继续活下来并见证两岸统一，他一定很高兴。而且他知道中国文化对世界是有贡献的，到时候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细节上可能会稍微往更精致、更高层次的方向去升华。

远望：您父亲叶盛吉的日记被台独曲解，像他在日记里已明确表达自己的挣扎，以及最后为什么选择当个中国人。结果台独学者许雪姬、陈翠莲等人，硬是把您父亲扭曲成是「被迫」选择。还有颜世鸿先生的稿子被台独拿去出版成《青岛东路三号：我的百年之忆及台湾的荒谬年代》，结果出版社也偷偷修改了他翻译叶盛吉〈自叙〉（原为日文）的最后一段，擅自将「日本的战败及中国的胜利，还有台湾的光复，给我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非常深刻的影响」句中，把「还有台湾的光复」几个字删去，56否认「台湾光复」的存在。您说过，后来颜世鸿先生在书上做了笔记与更正，并寄去出版社，希望再版时把错误更正过来。如今台独掌握了话语权，我们该拨乱反正，把话语权抢回来，以免让颜世鸿先生与叶盛吉先生生死以之的初心落空。

叶光毅：对，像「台湾的光复」这句，一般的人是不关心的，但被删以后，叶盛吉的原意就没办法完整传递了。还有像颜世鸿的《绿岛百事：火烧岛十一年》，也有很多错误，你看整篇文章都连不起来，标点符号也不对，更不要说颜世鸿的原意遭到扭曲。

而且，今天话语权在台独手上，即使我是叶盛吉的儿子、即使我从小就听妈妈讲爸爸的事情，但台独一听到我说起自己亲耳听到、或者我对父辈们的理解，只要不是他们要的立场，反而会说我：「你那时候还是小孩子，你懂个屁！」台独就这样把事实藏起来，譬如，只讲30％；乍看之下，台独对于白恐所有事件的史料都予以公开、刊行，好像很客观，但这30％也不是真的全貌，而只是他们想让今天的台湾民众从他们要的角度看到他们想揭露的局部，只是要让大家以为他们很客观。

对于跟颜世鸿拿稿子的曹钦荣57，颜世鸿就察觉到他们彼此立场不一样，虽然颜世鸿跟我提到时没有讲得那么露骨，但一听就懂（按：指曹钦荣是台独）。此外颜世鸿还说，有些人向他拿了资料却都放着没动。而在我亲自向曹钦荣反映〈自叙〉出版的错漏时，曹竟只回我说：「彼此尊重」！是你擅改我父亲亲手写的〈自叙〉，可不是我也改你写的什么，这样还要我尊重一个明明白白践踏我父亲的人吗？如果能讲出一些道理还好，问题是他毫无道理。但当时颜世鸿手稿保存的情况很糟糕，只好交给人家整理出版。

所以这一点我要坦白讲，中国要强盛，就要把话语权抢回来。为此，台独都在忙，结果大陆虽然看起来更忙，却不是忙着抢救、发掘史料；两岸开放往来至少三十年，大陆早该抢救这些史料了！这是要靠实际的耕耘得来的，这很重要。如果中国人民真的要站起来，那精神上、历史文化上也该有自信地站起来，话语权就绝对不能落在台独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