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重新校刊罗梦册先生的《中国论》（1943年出版），从2017年11月号起连载至今，终于迎来了完结篇。这个过程，辛苦但愉快。

辛苦，因为这本绝版超过70年的老书，当初在抗战时期的困难条件下付梓，纸质和校印水准本就不高，后再经过数十年的岁月风霜，书页多有残损，字迹也更模糊，许多字句几已无法判读。幸而借助不同的两个扫瞄版本，比照对读、连贯文脉，问题总算完整克服。

愉快，则来自思想洗礼的充实感，和重新引介给国人同胞的使命感。尤其我们深知，《中国论》深入剖析的「中国天下国」，对今日吾辈仍具有启迪思想、唤醒民族自信的巨大潜力，能让中国知己知彼而善处国际；即使危难困顿，仍能站稳基石、善择大道，自卫自救而不丧志迷惘。重刊版特于必要处附以注释，就是希望读者跨越时代的鸿沟、情境的隔阂，读懂本书。可喜连载迄今，来自两岸有识之士的回馈都非常正面。

《中国论》是罗梦册先生（1906-1991）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著作中，理论最为完备、视角最为宏观、格局最为高远的一部，他也是迄今所知最早提出中国系「天下国」、「文明国」，而迥异于「族国」、「帝国」的第一人。初步接触此书时，读者可能对其语句繁复而看似冗赘的论述风格，感到不解。读完一两节即不难发现，此乃作者有意为之，意在使读者精准理解主题，不多不少。此书重视地理条件的跨区域比较，令世界三大文明区的三类国家在彼此映衬下，本质异同一目了然；依循历史脉络的梳理归纳，使三大文明区各自的变与不变、将来的可能发展，皆有迹可寻；而贯通传统中国先进性与迟滞性背后的原因，则使近代东西方冲撞的必然性与责任归属、中国败于西方的偶然性与后续反应，以及中国未来的可行之道，皆有了一致的理解基础。此外，在那个由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年代里，非属国民党又几无党派色彩的罗梦册，以借用「三民主义」框架、却又超越「三民主义」内容的方式传播其观点，更让人体会到他力排当时的一党之见，为国家民族前途凝聚共识的努力。其循循善诱，可谓用心良苦。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至《中国论》初版），国人不断重挫于持续扩大的外患、扰攘不止的内乱，对祖国的认知与认同，已由早先的习焉不察、理所当然，变得徬徨、动摇、扭曲、幻灭。即使志在复兴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改革思想或方案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扞格，难以合作。但是，在《中国论》出版时的抗战年间，唯有团结才能御侮。罗梦册身处国民党统治区，就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来寻求团结之道。对此，他敏感地体会到：三民主义不但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联手北伐的共识基础，让中国首次出现了结束军阀割据的曙光，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导性意识型态。1换言之，他看到了「三民主义」做为中国国内意识型态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号召并凝聚全国统一意志的可能性，而有利于战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

其次，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是一个可穷尽分析所有国家社会重大问题的议题框架，足可用来分析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然罗梦册不但有意识地引以为用，更在此一议题框架上，进一步确立了三大问题的层次关系──首先强调了国家统一对于摆脱外来压迫、走向国家独立及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和根本性，从而为中国复兴的理论与程序，完备了「民族为民权基础、民权为民生基础」的结构层次建设。

第三，孙文「三民主义」的最终版本，继承了中国传统「天下主义」的目标，因而往前，可衔接中国「天下国」曾有的王道德治理想的先进传统，往后，可为中国迎接世界新的挑战找到发展的方向。2罗梦册于是援引三民主义做为衔接过去中国与未来中国的桥梁，并直接诉诸「现代化」以摆脱「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争议的纠缠，聚焦于「现代化」的「化」（即「发展」）上。他强调中国既非无中生有，「中国」的现代化自须从「中国天下国」出发，不能无视传统的存在；而且传统不仅仅是现代化的负担，实也富含宝藏。譬如，对内，以「天下为公」多元族群各得其所却又浑然一体的国家体制，来回应国家统一与民权问题的要求，并以「民本」的天然民治化、反对阶级分化，来回应民权与民生问题的要求；对外，以「近悦远来」、「协和万邦」、「大同」、「平天下」的天然超「族国」、反「帝国」传统，来回应世界各国对民族问题的要求（主权独立、国家平等）。

而中国现代化的目的，除于眼前要能回应世界新局（世界距离缩短、摩擦频仍）对当代中国提出的严峻挑战与尖锐要求，长远还在追求中国的长治久安。唯我独尊而崇尚强权主义、利己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习于以诡道相争，并勠力发展相应的知识与斗争技术。此一由西方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乃弱肉强食的秩序，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自然首先必须建立能与之应对的各方面机制。然中国不能仅止于应对现实；漫无目标地加入冤冤相报的行列，沈沦为实力主义的附庸，既非国人之福，亦非长远之计。因此，继承并发扬中国「天下国」的王道理想，主动改变中国的外环境，才是超越挑战以长治久安的生存良方，也是我们对举世人类所负的使命。

总之，正因三民主义是清末以来曾经统一中国各方势力的唯一意识型态，又是分析、解决问题的可用议题框架，而且上承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继往开来的使命感，所以罗梦册在最后一讲以大篇幅告诉读者：三民主义乃现代化「中国天下国」的唯一指导原则，「中国天下国」的现代化就是「三民主义化」，就是走向民族独立、民权平等和民生自由之「三民主义新中国」。此话绝非对当权递送的阿谀之言，因为罗梦册仅只借用了「三民主义」的议题框架及其目标，并未把孙文前后不一的具体主张照单全收；更重要的是，《中国论》对蒋介石于同年稍早已推出的《中国之命运》完全不置一词，显然对蒋所规划的「未来中国」不以为然。

回顾罗梦册先生的经历，他先后于河南大学取得法学学士、于北平师范大学取得教育学硕士后，1935年公费赴伦敦大学学习考察。在英四年，他专精于法学及中外法制史研究，并于抗战最艰难的1939年选择归国，后于河南大学等校执教并曾担任法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其学经历，罗梦册不可能不了解欧美的政治社会体制及其内在问题；显然他并不迷信西方制度或价值，反而想在中国的深厚传统中找到国家未来的方向。

可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以一党、一己之私，挑起国共内战的战火，破坏、耽误了中华民族大步复兴的重要契机，并终致两岸分裂对峙70年。长期自我内耗与外力借机渔利，中国复兴之路更形崎岖，直到今天犹见国际反华势力挑动的台独、港独干扰。

罗梦册于1949年并未跟随国民党迁台，而是应钱穆之邀，由大陆内地转赴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于新亚书院扛起「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基于其对祖国的关怀，1959年他曾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内地参观；此后直到1991年过世前，不曾再回去。他晚年亲见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颠簸而行，心中的感叹可想而知。但以其过人的文化自信，他必然深信：中国迟早将走回正轨，把握发展的大方向、大原则，走出中国自己的新时代道路。

果然，大陆经过数十年艰辛的摸爬滚打，祖先的智慧仍然引领着当代中国人走回堂堂正正的复兴大道。近年来大陆展现出的整体国势，不但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发展到「强起来」的高度，而且相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向世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目标；对内则不断深化制度化与法治建设，经济体量爬升至世界第二位，民生则即将达成全面脱贫，奔赴小康。虽然目前距离罗梦册先生在1943年提出的「伟大复兴」仍有一段长路要走，但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与前景已愈见清晰。

在《中国论》的校刊即将告成的此刻，我们愿告慰罗梦册先生在天之灵：这盛世，必将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