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远望》一路走来，我们有幸三度亲炙陈明忠先生，认识渐深，再再为其坚持的气节与良知所撼动。

初见的热情与健朗

最初，陈明忠老前辈是《远望》杂志创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嘉宾，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左统的代表人物。他忆及《远望》创办的那年，自己还困于囹圄之中，无法参与，所以不谈往事，但想谈谈他一路走来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做一个中国人该如何看待两岸关系。不良于行的他，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言语间流露着对理想的坚持和热情。

当天会后的一段小插曲，让负责保护陈先生坐轮椅进出会场安全的伙伴，留下深刻的印象。陈先生当时一手抓着他的大腿，另一手握住小腿，硬是往外扳，健朗而有力地说着当年国民党刑求他的经过，然而陈先生的神情却非常平静，语气也相当平淡，让人无法想像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支持他面对、甚至释怀那段过去。

再见的从容和淡然

再次见到陈先生，是《远望》团队的老师们带着年轻世代一起到陈老的家中拜访。听老前辈亲述种种经历，那段离我们遥远的岁月，渐渐鲜活起来，不再只是封存于书中的历史。我们更认识到：在回忆录《无悔》里，文字平实、水波不兴的背后，更深地藏着一次次深刻的反思与抉择，它们既非命运的偶然或巧合，更不如轻描淡写的文句那般轻松。

回想起老前辈谈话间的淡然和豁达，仍让人记忆犹新。还记得那日陈先生冷静地谈起二十余年的牢狱经历，无论在事发当下或事后重述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甚至能以开玩笑的口吻、幽默的语气将如此屈辱的过往说出口，可见他从容、乐观的个性。想必陈先生打心里就瞧不起那些关押他的特务，他并没有做错事，更不认为自己罪有应得，自然不会在狱卒面前出现怯弱、求饶的心态。

那天，陈先生还不经意地显露出童心未泯的一面。随着谈话的议题渐深渐广，天色也逐渐昏暗，我们决定采买些食物解决温饱问题，也好继续未竟的话题。老前辈活泼地说：「不想吃饭，想吃麦当劳。」那童心未泯的语气与谈论起责任和承担的认真模样，呈现出强烈的对比。

三见的关心和焦急

最后一次见到老前辈，是在上海的医院。病榻上的陈老，额头贴着退热贴布，鼻孔接着供氧的导管，却仍聚精会神地谈论国家民族的大问题。老前辈收下我们带去的杂志与关心，并在谈及《远望》关心的议题和方向时，急切地与我们分享他的人生阅历，期盼有助于我们未来的思索与判断。辞别前，我们还约定了下次再见、再谈。

病榻旁，陪伴老前辈的黄先生（「老同学」黄英武的后辈）告诉我们：陈先生每当与访客谈及两岸问题就十分着急。还记得陈先生在回忆录里曾经说过「即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统一，但回顾这一生，仍然觉得很安心。」但他又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有生之年尽力去做，那就好了。」一个躺在病榻的老先生，虽然安心，但还是挂心，所以他老骥伏枥，仍想再尽一份力、再做一些事，希望剩余的力量可以再发挥一些影响力。

在那焦急想要表达的神情里，更深一层原因或许是，陈先生的那个年代有很多理念相同的伙伴，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前仆后继地付出自己的一生，无论是在中途牺牲的，还是有幸一起变老的同志，都有着很强大的信念、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自信。这一生，他们走得从容而无悔。但在台独势力越来越猖獗的此时此刻，同辈的伙伴或已先逝，或已步入暮年，他们的精力与行动力都不再能支撑他们继续从事革命事业。与此同时，却难以看见继承他们理想的后辈青年。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后代，甚至仇视自己的爷爷奶奶，将他们视作耻辱，或者只是拿他们的经历当作两岸交流中宣传、拉擡、自我标榜的工具。这两个世代间的断层，或许是让这些革命老前辈最放心不下也最担忧的事。

如今回忆起我们与陈先生的初识到永别，我们相处的时间实在太少。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面貌、人格特质，以及值得我们省思的人生大哉问，却很深刻。

民族大义──「留取丹心照汗青」

老前辈曾经说过：他们那一代人，实际上是传承了抗日前辈们的精神。正因为过去已经有过太多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为中国的救亡图存而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他，仅仅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走了同样的道路。

这一辈参与运动的革命者，对理想有着很坚定的信念。出生于日据时期的陈明忠先生，身为地主家庭的子弟，他本可以不顾台湾社会的种种压迫与不合理，安享地主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及地位，不用反抗、不用坐牢，安安稳稳地度过一辈子。但陈先生选择的是理想与信仰，不是财富及地位。在他经历过首次入狱的十年磨难后，原本应如大多数人选择当个顺民，度过平顺的余生。但他却不放弃理想，不够「安分」，所以再入囹圄。当他再度入狱，刑求残酷得更令人难以忍受，他却挺过来了。他本可以逃过这一劫，但在人生的岔路上他再次选择了理想，而不是平凡人只求的小确幸。这段经历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强而有力的「主观能动性」。

他说：「我大概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在老前辈的一生中，已经把该做的、能做到的事都尽量做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打击，仍然坚定地抱持着理想继续往前走。回顾这一生的所做所为，他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清楚知道这条路是为了整个中国的民族大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陈先生还多次提到他之所以能从容地面对一切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实际上受到一位狱友，也是他日后的妻舅冯锦𪸩的影响很深。他直到晚年，还能清楚记得冯锦𪸩临刑前温热的掌心。这一代的老前辈用尽一生都在为理想而奋斗，这种视死如归终不悔的心情，对比近千年前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豁然，毫不逊色。

义利之辨──「无私无求无悔无怨」

陈明忠先生曾经直言：「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而选择这条路就是随时准备杀头，我一开始就有这种觉悟」，「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道路。」这样一位在大义与小利间坚定做出选择，将得失与生死置之度外的老前辈，他关注的始终只有两岸统一与中国前途，他不需要别人对他的际遇表达怜悯或哀痛，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盘算个人得失。陈先生从未期盼疼惜或掌声，他从来只想做个问心无愧的中国人，勤恳务实地为国族奋斗。

对他而言，自己不过是一介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是一个为两岸统一与中国复兴着想的台湾岛民。爱祖国，认同祖国，为国家统一投入革命，不过是一件自然且应然之事，他也坚信假如台湾人都自认是中国人，岛内就不应存在左而不统的思维，更不会存在蓝绿恶斗与省籍矛盾。但对于我们来说，台湾的年轻世代必须先自我反省，先唤醒心中的理想，把国族认同激发出来，才能看懂陈明忠老前辈。

回忆录里，陈先生以朴实无华的词句陈述他的抗争经历以及他在苦牢中遭遇的非人待遇，我们却读不到陈老对国民党的仇恨，读不到他对国族认同的丝毫动摇。他从不在乎自己的需求、荣辱、得失与生死，无论身处何处，陈先生总在思考着国家大事。他说过：「光是道歉和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从这句话里，我们理解到对于老前辈来说，小我的苦痛是必须与国家、民族的大义区分开来的，否则国家永远没有前途，个人受过的苦痛也毫无意义。

老前辈为了远大的目标，竟然可以如此坚韧、如此的天不怕地不怕，甚至可以在危急生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理想，从未考虑过自己。回顾一生，陈明忠先生为什么「无悔」？或许正是「与国家同浮沉，与民族共存亡。人间正道，当然无悔！」

为与不为之道──「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这样的道正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之为与不为之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陈先生体现为「敢于学习」、「敢于思考」、「敢于作为」，就如同《中庸》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首先，老前辈的性格里有着「反骨」的一面。「反骨」指的是不愿当「顺民」，绝不臣服于不合理的规范，不怕反抗权威而挨骂、挨打。凡事他都有自己一套判别对错、好坏的基准，即使抵触了大环境，也在所不惜。这让人想起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陈老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他有他「反」的标准，不屈服于那些不合理的规定与命定。

再者，他总是「敢于学习」、「敢于思考」、「敢于作为」。「敢于学习」，当然不是指他在日据时期的「被（殖民）教育」，而是他的「为己之学」，陈先生在生活里发现问题，并为了自己的问题去学习、去思考；「敢于思考」，不只是面对问题时「批判反思」，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思考着「理想上，应该是怎样的图景？现实上，为什么会如此？而我们该如何去做？」；因此，「敢于作为」，就并非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式的有勇无谋，而是坚决把握「主观能动性」。陈先生从现实出发迈向理想，并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里，深思熟虑后做出选择，用尽全力去实践。

在实践的过程里，老前辈总是秉持着对历史的「俯视」，跳脱个人的遭遇与委屈，以全局的眼光审视着全台湾、甚至整个中国近百年来的艰苦磨难。他秉持着对道德的「坚持」，有意识地选择了他的信念与道路，无论是否蚍蜉撼树、螳臂挡车，甚至争天抗俗，仍坚定尽力地去做，「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更秉持着对制度的「摸索」，从来不放过问题，总想要解决问题，并在整个社会的大结构下摸索道路，坚定地以生命来推动这个时代的「运动」。

为何而活？如何评价？──「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从陈明忠先生的身上，不禁让我们反思两个重大的人生问题：一个人该如何活着？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一个人？老前辈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一个人本来就该活得昂然、精彩，像他这样才算是有意义的人生。

相较之下，今日的我们虽然身处物质较为富裕、科技相对发达的时代，但精神文明却相对落后与颓废，远远比不上老前辈们。每个人活在世上，原本就会遇到许多选择，大家既可以选择相对轻松、庸庸碌碌的道路，也可以选择布满荆棘的险峻道路。陈先生坚定地选择了公义，用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做一个俯仰无愧、智仁勇兼备的君子。

陈先生曾说：「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到心安。」老前辈不仅是我们足以效法的榜样，也让我们可以不忧不惧地步其后尘走下去，想必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若是遇到困境疑难，定会在心里与这位「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老前辈对话，揣摩他会有怎样的答案。

我是谁？信仰什么？──「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此外，贯穿着老前辈一生的，也是身在台湾的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我是谁？也就是自我定位的问题；一是，信仰什么？有了信仰也就确立了道路。陈先生的信仰不只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国家、民族。它源自于对台湾，以及对整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道路思考与抉择。

反观现在的台湾社会，年轻世代普遍遇到的思想困境与认知盲点，正是老前辈用一生实践来回答的两大问题。时空背景虽然不同，年岁虽然相差甚远，但今日的我们与当年陈先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一样的。

陈先生以他一生的奋斗告诉我们，惟有先清楚认知自己是谁，才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寻到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有明确座标的人，方有资格谈论未来，因为未来取决于你的格局、信仰以及选择。

反省力、行动力与意志力都极强的陈明忠先生，为了解决时代之问、制度之困，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学习、反省并思考，使他的理论经过打磨后更加完备，信仰经过淬炼后更加坚韧。

陈明忠先生正是儒家所说的「择善而固执之者」。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对于国家统一富强的追求，就是他的「善」。即使曾经动摇、困惑，曾经心如死灰，曾经九死一生，他仍挺拔的走了下去，这就是他的「固执」。

统一的必要性──「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

正是这样一位老前辈，让我们觉得身为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在陈先生的个人经验里，历经外敌蹂躏与内战割裂的中国，曾经是何等落后、残破。但出生在日据时代的他，终其一生却以追求中国的统一、富强为念。他乐观的精神、从容不迫的态度，以及坚定自信的背后，不就证明中国是何等可爱，才让他如此无悔地为它奉献。他坚毅地活出中国人的典范，尽管受尽歧视与欺辱，中国人仍能坚毅地活出自我。

陈先生说社会主义追求的就是反殖民、反压迫，即无论国家或个人，都能站得直、活得正，不需向他人卑躬屈膝以求生存。社会主义的这种理想、精神，与中华文化里的君子样貌是相吻合的。从他的言行里，让我们看到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与勇气，这种仁德与道义促使他选择他想做的事，然后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他所以令人敬重、让人怀念，并不是他有赫赫的身世、或是完成了伟大的事功，而是他奋战不懈、追求理想的精神，以及每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都做了明智、勇敢、正确的选择。

陈明忠先生在义与利之间，总是坚定地选择了大义，并且致力于实现这个大义，即使经历了九死一生，他依旧大义凛然，更加坚定要实现大义的意志，让我们直面感受到儒家所说的「义利之辨」。

在老前辈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统一的必要性。陈明忠先生成长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但他可以跳脱皇民教育与日本人思维，找回自己的中国认同，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有别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中国人向来不欺压或侵略其他民族。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让在台湾的中国人得以堂堂正正地做个君子，两岸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惟有统一后「去殖民」的再教育，才能让台湾人真正读懂中国史，再服膺于中国传统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

还记得陈明忠先生曾经说过：「这一辈子在台湾，还没有当过真正的中国人，这是最大的悲哀。」然而，我们想说的是：老前辈，您不要担心，好好安息。接下来，换我们年轻人来继续完成您未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