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是台湾的「和平纪念日」，也是国定假日，其地位早已凌驾不断被贬抑的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李、扁当政后，每年二二八已成不可避免的政治仪式：绿营炒作台湾悲情、扭曲二二八的真相；国民党则一再道歉、忏悔，以求洗刷「外来政权」的原罪感。「和平纪念日」的设立，原希望借由历史真相的探求，为台湾社会找到和平与和谐。讽刺的是，此假日设定以来，台湾岛内国家认同的撕裂反更严重，每年二二八不断助长此岸反中情绪，把彼岸13亿同胞塑造成敌人。「和平纪念日」的真实效果，却让台湾离和平越来越远。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过程相当复杂，任何仅以特定个案、群体的见闻或经历来为此事件定调的作法，并不足取。二二八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因为此事牵扯四种不同政治立场、生活经验的群体。其一是不甘愿移交且预留手脚仍想干扰台湾的日本人；其二是协助移交却不怀好意的美国人；其三是来台接收且低估台湾恶劣情势的大陆人；其四是突然回归祖国，但认同混乱、立场尴尬的台湾本省人。

不甘愿移交的日本人

经济萧条、物价高涨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夕的社会背景，但这基本上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斲伤经济，且战后撤离台湾前又强行抢印台币滥发纸钞的结果。当时中国大陆被日本侵略14年，饱受兵燹，已民穷财尽，难以支应大面积的沦陷区复原之需。何况二战之后，各国几乎都受萧条通膨之苦，这一点中国与欧陆无异，更不能独责国府。

回顾1937年战争前夕，台湾银行券发行额不过7500万左右，但到1945年7月日军投降前，发行总额已达14亿圆，通货膨胀达18倍。战争期间，日本实行粮食配给管制措施，成效尚好；但就在1945年8月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政府接收台湾前，日本不但全面解除了在台的粮食管制，还借口复员，又大量发行仅由台湾银行应急盖章之千元大钞，从日本空运来台，而至台湾光复的10月，台币总发行额竟已高达28亿9800万圆。

时任总督府主计局第一课长的盐见俊二回忆：「那时，台湾正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状态，于是为了解决台湾银行发行的纸币之不足而由大藏省决定以飞机满载日本银行的巨额台银纸币运往台湾。」日人既知台湾通货膨胀严重，却仍火上浇油，显然心存恶意。就在1945年9月9日（日本投降的7天后），经过美国占领军麦帅总部核准，一架水上飞机从横滨飞抵台湾；由于机上满载台币纸钞，已无座位，随机返台的盐见俊二甚至全程趴在台银纸币上面。而在台日人返日前必须花掉这些钞票，否则形同废纸！据盐见俊二所述，总督府预先付给了在台日本官员直至1946年3月的薪饷和退职金，对日资企业也采相同措施。

台湾通货发行量从日本宣布投降前夕，到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之时，不到3个月就暴增一倍。结果过多钞票追逐极少的物资，加上日人在台大肆采购，物价焉能不飙涨？日本离台前的经济、金融措施，显然就是捉紧最后搜刮机会，把烂摊子留给中国政府收拾。至于「二七部队」队长钟逸人日后指出，该队的武器来自日军某上校离台前的「藏宝图」，使他得以和国民政府周旋。则日本利用我国政府资源与能力的缺失（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侵华造成的结果），见缝插针，使光复后台湾局势更形恶化的用心，就更昭然若揭了。

不怀好意的美国人

二战期间，美国远东战略小组早在1942年就提出备忘录，主张战后台湾应由「国际共管」。当时，美国三大杂志《幸福》、《生活》、《时代》都曾为文鼓吹此一主张，即台湾战后不应归还中国。1946年1至4月美国陆军情报部柯乔治（George H. Kerr，或译为葛超智）在台从事一次别有用心的「台湾民意测验」，访问了大约300名各阶层各派系的台湾人，结论是「台人不愿受中国管理，希望美国来管」。这位美国情报官员在二二八事件中涉入极深，处处协助「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对抗长官公署。柯乔治所着的《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一书，长期以来被台独分子所引述。柯氏盼台湾由联合国托管，这样美国太平洋防线就可经由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1946年夏《纽约时报》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报导称：「假如台湾实行公民投票，台人首先选择美国，其次选择日本，绝没有人选择中国」。

1947年3月3日，就在二二八事件刚爆发不久，在柯乔治主使下，由141位台人署名（号称代表807人）向美国驻台领事馆提出了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请愿书」，要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切断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关系，直到台湾独立。在柯乔治的暗中鼓励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3月6日提出「处理大纲」32条，除要求在台国军缴械外，并警告政府勿企图以武力解决事件，以免「发生更惨重之流血而受国际干涉」。身为中华民国的邦交国，美国却在台湾鼓动分离意识，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此前二二八原本已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却因事件性质恶化，反而逼使国府只能以武力维护主权。国府为了避免台湾在光复后得而复失，只能吞下美国参与创造的二二八苦果。

低估恶劣情势的大陆人

1945年10月24日陈仪初抵台北松山机场，台人万民争迎。陈仪留日、知日，娶日女为妻，但国家民族观念极坚，每见日宾则说中文。已故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读大量二二八史料后说：「陈仪为人清廉」。他带来台湾的干部（如严家淦、任显群、孙运璇等）也是廉能好官，成为日后建设台湾的中坚骨干。可惜陈仪忽视了台湾甫脱离战争与日本殖民统治，犹未调养生息的特殊社会环境，以及被皇民教育扭曲的民族认同，致使他「在政治决策上放得太松，经济上却又缩得太紧」（叶明勋语），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变。

陈仪有浓厚社会主义思想，想在满目疮痍的战后台湾「实施民生主义」。接管台湾初期，政府控制大宗对外贸易。尽管陈的用心良善，但却造成与民争利的意外效果。陈仪又忽视去殖民化（即「去日本化」）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而宽容，给台胞参政权，电台报纸、集会游行皆放任自由，结果反生意外。可见以「官逼民反」为二二八定调，并不妥当。

二二八之前，蒋介石想调动随陈仪来台的七十军，陈一口答应。亲信汤恩伯劝阻：「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变，何以应付？尤其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需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湾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显然陈仪的至诚与宽容，并没得到相应的回报，今日台湾甚至把他与蒋介石一同认定为二二八「元凶」，诚然黑白不分。

二二八事件后陈仪只身被调离台湾，未遭受处分，而其干部与多数政策皆未更动，后继者亦萧规曹随，可见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及事后处理，并未犯下严重错误。1948年国共内战大局急转直下，陈仪勉强受命担任浙江省主席。次年，蒋宣布下野；陈仪见大势已去，不忍江浙鱼烂、百姓受苦，遂促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密谋「局部和平」。汤将此事呈报给蒋，陈随即被押解来台。1950年3月蒋在台复职未久，置国家人民于党派之上的陈仪竟以「匪谍」罪遭枪决。陈谋取和平的用心虽然落空，甚至以身相殉，但其精神永远印照出置党派于国家民族之上者的龌龊与无知。

认同混乱的台湾本省人

1947年2月27日，一外省警察查缉私烟，遭民众包围，不幸失手打死一旁观本省人。误会、暴乱由此展开。由于政府军警极少，无法控制局面，导致部分失去理性的本省人以残害外省人为宣泄。3月9日优势军力登陆基隆之前，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外省人，而非台湾本省人。但是今天台湾的集体记忆只剩下9日之后，对于此前受害外省人的苦痛却无人闻问，近年二二八的检讨更从未追究当年犯罪的本省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萧条、私烟查缉固然引起台民苦痛与不便，但大多数善良台湾百姓应不至因此就和外省族群结下深仇大恨，非施以残暴手段不可。何况这些外省人很多是来协助台湾重建的公教人员。显然搧风点火者另有其人。日本滞台浪人、浸淫皇民思想而仇视祖国的殖民附庸、以及战后适应不良的台籍日本兵，最为可疑。

3月6日，高雄暴民占领市府、雄中、火车站，抢得军火，要烧寿山，胁迫要塞司令彭孟缉缴枪，并欲杀彭。同日，前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处理大纲」，要求军队缴械，甚至以「国际干涉」为要胁。这些行为完全超出一国国民因为不满政府施政而提出的改进要求，它根本就是叛变。加上有人向美国领事要求台湾托管独立，「处委会」号召台籍日本兵集结待命，则更非一国国民所当为，它根本就是割据卖国。这些事实，使二二八不再只是一般的国内民变，而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当时中国好不容易已基本摆脱不平等条约，名列四强之一，岂容失土在抗战胜利后得而复失？蒋介石身为国家领导人，如不迅速出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就是失职。

从中国人立场言之，国民党政府的错误首先是未趁台湾光复之际尽早清除殖民毒素，随之，二二八事件后仍未彻底将台湾社会去殖民化；其次，蒋介石撕毁1946年1月的政协决议，坚持武力解决中共，结果内战失败退据台湾，而来台后又将「反共」置于国家民族之上，终因其独台而养大台独（甚至将政权交给台独），在两岸长期分裂对立后导致今日全岛「去中国化」（实为「再皇民化」）。

就二二八而言，我们对事件中外省、本省之无辜受害者固应哀矜勿喜，但蒋介石在1947年派兵来台平乱，与美国林肯于1861年决定以武力统一南方各州性质相同，皆为情势所迫，并无不当。

变质、扭曲的二二八

如今台独站在中国人的对立面，遂将二二八视为「政治提款机」。譬如，「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从1995年10月6日施行之后，通过公告补偿的受难、受害者名单顶多二千余件。但独派无视于此，一直夸大死亡人数，显示其不放过炒作二二八的机会。矛盾的是，日据时期台民被异族戕害的历史，却得不到独派的同情与关注，而日本单单在据台初年，就杀害超过当时百分之一的台湾人口（独派大老黄昭堂引述总督府的数据，只会低估不会高估）。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并非完全无辜，悲剧的责任也不该都归给国府，但现在台湾却年年炒作一件早该平息的悲情。反之，日本残害台湾抗日志士的是非曲直清楚明白、天理难逃，而且异族加害台民的数目更是二二八的数十倍，今天台湾非但对光复节无感，还对日本充满怀念与善意。更荒谬的是，中共解放军至今未曾有过一兵一卒踏上台湾岛，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嫌恶感却跟对日好感一样坚实。

二二八确实是悲剧，但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力入侵下所经历的历史大悲剧之一页，其主要责任应该更多地由侵略中国、殖民台湾的日本承担。并且，二二八事件初期受害者多为外省人，加上当时大陆直接受到国共内战之苦，台湾人并没有比中国其他省分的人特别悲哀。任何有道德良心、有历史视野的人，就会渴望台湾光复、中国富强，不忍炒作这个已该远去的悲情。如果说台湾真有他人所无的特别悲哀，那就是还有人不让悲剧谢幕，仍要扭曲、炒作二二八。

最后，我们还要呼吁莫再简化二二八的背景与原因，尤其不宜把它归之于「官逼民反」。当年左翼人士迭遭国民党迫害，二二八事件的前与后，台湾岛内国共的斗争也一直持续；在国共内战的格局下，中共自然会将二二八视作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一环，跟着台湾左派一起指责国民党，而将二二八归咎于「官逼民反」。但是二二八事件牵涉的，却是国民政府艰苦抵抗美日裂解中国的更大格局。北京以及台湾左统人士如果把二二八定调为「官逼民反」，不但纵放了美日的图我丑行，对于今日独派利用二二八炒作反中仇中、台独意识，将更缺少反制的着力点。如果二二八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导致的「官逼民反」，则绿营大可用同样逻辑喂养出如下的悖论：求统日亟的北京最好不要再度「官逼民反」，否则就会逼出另一个二二八。不同的是，这一次二二八引来的「国际干涉」，恐怕更是「明显而立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把二二八视为「官逼民反」当然是引喻失义，因为官逼民反只是人民的内部矛盾，官和民都还是中国人。当年二二八的本质，以及今日台湾炒作二二八的目的，都涉及外力介入造成的国家认同错乱，是外部矛盾所生。唯有外部矛盾解决之后，内部才会有和平。

为了台湾内部以及两岸之间的和平，我们必须看清史实、厘清责任，停止扭曲二二八，反对外力介入，和平才会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