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復興
(一)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15、16世紀,西方新興海權國家發現東方新航道,為壟斷貿易利益,帝國主義國家以堅船利炮強占各地重要口岸。19世紀,歐洲各國陸續完成工業革命與現代化,為擴大原料來源與產品市場,他們開始搶占、瓜分各國領土,劃分各自的殖民範圍。中國在東亞維繫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天下秩序自此被打破。
從鴉片戰爭起,中國歷經百餘年的硝煙戰火,艱苦抵抗來自陸疆俄國、海疆西方列強與日本的一系列侵略戰爭,清朝的藩屬與大片領土逐一被迫割讓。乙未割臺對中國的創傷更鉅,臺灣被迫成了日本侵略華南的橋頭堡。二戰結束後,國共內戰再次割裂臺海兩岸。
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美國為鞏固其霸權,自早期圍堵蘇聯至今日箝制中國發展,始終不放棄臺灣的地緣位置,把它打造成封鎖中國的第一島鏈的關鍵據點。近年,美國加大力度煽動、支持臺獨分離主義作為談判籌碼,並以美日、美澳等軍事同盟強化抗中勢力。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心人先興起中國崩潰論,繼之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國威脅論,種種目的性極強的理論蜂擁而來,同時美國單方面挑起貿易、科技、金融、外交、輿論、意識形態等多層次、多角度、多部門配合的混合戰爭,再再顯示美國為箝制中國崛起而採取的長時段極限施壓策略。
面對險惡的外界局勢,無論就歷史或現實意義來說,中國都必須走向復興。唯有完成民族復興,才能扭轉中國百餘年來頻遭強國威脅、內憂外患不斷的態勢,並具備足夠實力抗衡西方霸權的打壓與威脅,爭取將和平重新還予中國、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全世界。
(二)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的關聯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國家的興盛,倚賴的不只是強大的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能讓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幸福安康的能力。「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再強大的武備,終有衰退之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與蒙古帝國莫不如是,武力擴張得來的領土往往維持不過百年,便面臨分崩離析的結局。
比較中西方的歷史,可知西方長年處於動亂,帝國間興滅無常,中國則統一多於分裂的年代,安定多於動盪的年代,其中關鍵便在於兩者文化價值觀的差異。
西方習以自我為中心,追求個體的最大福祉,在追求中往往忽視甚至犧牲弱勢者的權益,同樣的思維擴大到國家層次,便成一國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侵犯他國利益,即便有國際法存在,小國利用救濟管道抗衡強國的效果也相當有限。如1972年美、日私相授受,犧牲琉球權益,將之交予日本管轄,並繼續保留規模極大的駐琉美軍基地,使得琉球在戰後新國際秩序下,重新淪為強國博弈的地緣政治棋子。
此外,西方國家常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價值觀為根據,劃分同盟國家與敵對國家,將全面改造對手國視為西方國家高尚的道義責任,以經濟繁榮的未來圖景蠱惑他國遵從西方推銷的改造方案。自上世紀末,東歐與中亞地區相繼爆發顏色革命,革命者以西方發達國家為師,大刀闊斧改造國家制度,但通常結果與預期背道而馳,這些國家在建立新政權、採用新政治制度與經濟政策後,反而出現經濟下滑、社會失序、政局不穩的普遍困境。
暫且不論西方價值是否真為全人類的發展指南,就美國近幾年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反對聯合國通過《反美化納粹協議》,組成「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係」(AUKUS),販賣核潛艇與核心技術予澳洲,公然漠視《核不擴散條約》。以上種種作為對世界造成嚴重的戰爭威脅,便可知「西方價值」在「美國利益優先」前只是用來對外宣傳的工具,並不對自身構成任何道德約束。
反觀東方,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思想以「仁」、「德」為人生最高價值。有德的上位者不以追求身外之物為要,而是致力於精進個人道德修養,同時將之層層推進至「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最終目標在於「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相較於外在軍事功績,上位者更重視對整個天下布施仁德的教化作用,「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仁德之風經由上行下效、風行草偃而傳入民間,使百姓在效仿遵從的日常實踐中,逐漸習得制度內涵的道德價值。此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最高體現,人人都以成為品德高尚的君子為人生目標,則紛爭止、戾氣散,社會和諧,國家安定,天下太平,自能實現長治久安的王道天下。
當西方以妖魔化敘事動輒對目標國實行單邊制裁的今日,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思想的中國,則以平等、尊重、不干涉他國內政為原則,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引領各國共同發展、分享繁榮,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終藍圖,建設和而不同、和合共存的新天下秩序。這種視野、格局,絕非奉行弱肉強食、以力服人的霸權所能做到。
2021年12月16日,俄羅斯等國在聯合國再次提交《反對美化納粹主義》決議案,呼籲成員國透過立法消除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譴責一切形式對納粹主義、新納粹主義、納粹黨衛軍的美化,以及一切有關二戰歷史敘述的「修正主義」,130個國家投下贊成票使之通過,包括德國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則棄權,惟美國與烏克蘭投下反對票(見框列處)。
臺灣現狀-去中國化、自我再皇民化
中國復興必以國家統一為前提條件,然當前臺灣在臺獨政權的全面把持下,愈發離心離德,背離全民族的共同福祉。近年來,臺獨理論在臺灣學界及學生的大量學術著作出版下已建構完善,法理正當性、政治理想、歷史建構、道德高地、心理基礎等各方面皆已奠定堅實基礎。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臺人強烈反中、抗中的心理因素及其歷史根源,最早可追溯至日據時代。
日本殖民臺灣初期,各地先後爆發大規模的抗日事件,日本以殘暴武力血腥鎮壓,屠殺全村洩憤、取樂的惡行亦屢見不鮮,愛國志士犧牲慘重。殖民後期,日帝為發動侵華戰爭,殖民政府在臺推行全方位的「皇民化運動」,除改姓名、廢信仰,還推動日語代替漢語及日本史觀代替中國史觀的皇民教育,小至風俗習慣,大至國族認同,廣泛而細緻地同化政策施行時間雖不長,但強制性所帶來的效果卻極為成功,具體體現在臺民被武裝成忠實於日皇的皇民與皇軍,加入侵華戰爭行列並甘願為此犧牲奉獻。
二戰結束後,國民黨堅持打內戰,該黨敗退來臺之後更不惜與戰犯國日本和解,聯日抗共,放棄清算犯下重大反人類罪的日本甲級戰犯,還聘請他們為國軍的軍事顧問團。同時,為免得罪日本,最該推動的臺灣去殖民化工程亦未徹底執行,皇民思想遺毒奠定臺人反中親日的普遍心理基礎,並在此後逐漸發展出臺獨思想與臺獨組織。
戒嚴時期,臺獨分子已初露端倪,雖不為國民黨所容,卻受美國庇護,得以暗中積蓄力量發展壯大。戒嚴解除後,臺獨勢力精心謀劃,以教育改革逐步改造社會風氣、人心思潮,將臺民的反華、反共心理導向反中、反統一,同時以新的歷史敘事重新改寫臺灣史,企圖打造以臺灣為範圍的新國族認同。二十餘年的發展,臺獨思想已完整滲透進臺灣社會的各個面向,2016年,臺獨勢力終以勢不可當的力量實現全面執政。在此惡劣環境下,臺灣遺存的中華文化精神幾乎被侵蝕殆盡。
以下,筆者將根據過往在臺的經歷,以小見大,檢視當前臺灣岌岌可危的中華文化傳統。
(一) 大傳統淪為小傳統-祭孔的形式化
筆者曾在高中時期擔任春季祭孔大典的禮生,參與一系列的培訓、預演與正式儀典。在這三個月的過程中,培訓內容全為典禮的儀式與流程說明,缺少更重要的關於祭典意義與精神的介紹。僅依賴儀式的演練與執行,禮生對祭典的瞭解流於疏淺而缺乏深刻思想,僅能激起少數興趣深厚者的自行探究,群體性的教育效果不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古代的禮樂制度並不只是對行為舉止、進退應對的規範,其制定背後尚有被今日普遍忽視的深刻含意。孔子提倡恢復周朝禮樂的目的,在於守護制度背後的道德觀,絕非如後世誤解的那般僵化、不知變通。
祭孔的意義,在於對孔子思想的肯定與傳承,在於古代思想對於現實社會的借鑑與啟示,其中所包含的儒家精神尤為值得今人悉心體會。然而在臺獨當道的當今社會,如祭孔這般具有深層意義的大傳統,早已淪為小傳統,徒具形式而丟失了價值傳承。
(二) 教育走向道德虛無與縱慾
臺獨的去中國化教育,不但將國、高中古文經典的比例大幅調降,在大學的文學系裡更是變本加厲,不只泛化漢語為「華語文」,模糊國家語言界線,同時將地區方言閩南語打造為可書寫的新語言「臺語文」,並將熱愛家鄉的鄉土文學導向飽含強烈政治目的的「新臺灣文學」,企圖以新文字、新文學塑造臺灣人的新身分認同。
以筆者大學就讀的師範體系中文系為例,在教育部的政策制訂與推動下,系上的課程設計與安排,具有明顯的時代偏向性,著重近現代的新臺灣文學。自2017年始,中國古典文學被正式劃出本系的學分學程(學生需在各系開設的學分學程中擇一修畢規定的必修與選修課程,方得畢業)之外。換言之,中文系學生得以在規定下最大限度避開古典文學課程,即便學生具備極強的學術興趣選修相關學分,部分教師對古典文學戲謔、輕視的評論態度也無助於學生客觀理解古代文人、古代經典與古代文化,反而造成更深的偏見,由此擴大「新臺灣文學」與「舊中國文學」的隔閡與競逐。
在新臺灣文學中,現代詩備受重視,而其風格與內容深受日本情慾文學影響,詩人一改中國傳統文學的內斂情感抒發,而崇尚生物本能的情慾放縱。以系上現代詩必修為例,課堂上朗誦、細讀、講授的野獸派情慾文學極具性暗示、性挑逗,直白露骨地描寫性器官與性行為,此外,現代散文尚有自殺文學、黑暗文學、人獸戀等詭異的流行趨勢。某期臺灣文學期刊,甚至以「神性、人性與獸性」的人類為主題,蒐羅相關文學作品,以此正當化人類具有獸性欲望的合理性,宣揚獸性的發展,此種說法在臺灣文學界廣為流傳,並且廣泛應用於創作當中。筆者曾在現代詩的期末考卷中被要求分析情慾詩的創作手法,並仿寫出新的一首。
師範體系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將成為未來青年的教導者與引路人,然而這樣的課程訓練,是否培養得出健全的人格與正向的價值觀,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得有傳道授業、為人師表的資格,著實存疑。
當今臺灣文學界的另一流行為「讀者反應論」,此理論主張:擯棄作品的創作背景、作者創作的動機與意圖表達的內涵,作品在被創造之後,即脫離作者而獨立存在,成為意義不定的「文本」,讀者可憑各自的想像自由解讀、詮釋、再創作。專注於作品本身的研究路徑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徹底消解作者存在並將解釋權全權交給讀者的極端做法,恐怕只會造成作品意義的最終解構。讀者任憑心意將作品強行塞進新理論、新框架中,以新視角為名妄自曲解作品含義的現象,在碩博士論文中並不罕見,此一風氣不但無助於學界對作品內容做出嚴肅的探討與分析,反而會為了標新立異而出現一堆似是而非、更加遠離真實的荒謬解讀。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下,逐漸消亡,曾經意義飽滿、指涉明確的作品,只餘意義不明、指涉游離的「文本」,淪為純文字遊戲。
值得警惕的是,這套理論並不僅僅流行於文學界,而有跨學科擴散的跡象,歷史及哲學以其同文學的密切關聯性,首當其衝。
在史學界,臺獨學者為解構、虛化臺灣作為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不惜違背歷史學的基本倫理,破壞史料的「客觀」與「真實」,以「多元史觀」的名義惡意剪裁、曲解史實,妖魔化、外化中國史,建構「新臺灣史」,使其符合臺獨建國論述。史料在過程中,與文學作品一樣,面臨原始意義被解構的威脅,讀者反客為主,占據詮釋權,歷史逐漸失去「真相」,淪為「虛構的敘事」。在臺人心中,中國既可主張大一統,臺灣自可建立以「同心圓」為理論基礎的臺獨史觀,淡化臺灣與中國明清兩朝的連結,強化日本殖民史的經驗,以後者取代前者成為臺人的共同歷史記憶與情感傾向。
哲學、思想、倫理界則受到虛無主義的嚴峻挑戰,懷疑論泛起,是非對錯的道德觀正在快速崩解,正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在臺獨教育下嚴重脫軌,臺灣青年在臺獨的煽動、鼓譟下,思想越發偏激,行為越發激進,行事全憑本能、欲望與衝動,反中、抗中的街頭運動接連而起,臺灣已成為香港、新疆、西藏、蒙古等分離主義勢力的理論大本營與培訓基地。
1949年,蔣介石向侵華戰爭日軍最高長官崗村寧次(曾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祕密提出聘請舊日本軍官的軍事協助請求,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曾任華南派遣軍參謀長)為首的軍事顧問團「白鴻亮軍事顧問團」(也被稱為「白團」,既是簡稱,同時取其與「共產黨紅軍」對抗之意)由此成立,隨後赴臺訓練軍隊並協助擬定針對共產黨的軍事作戰計畫。白團成員大多參與過侵華戰爭,有著與共產黨交戰的豐富經驗,在蔣介石的庇護下取中國名以掩藏身分與經歷。
在臺復興中華文化的急切性
復興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不僅攸關中華民族的復興,對於導正誤入歧途的臺灣來說更是重中之重的迫切問題。臺灣「去中國化」與「自我再皇民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自我斷裂與中國歷史、中華文化的連結,拋棄儒家思想與道德約束,徹地改造臺人的知識結構與臺灣的社會氛圍,影響廣泛、弊端深遠。即使兩岸未來完成統一,人心的回歸卻絕非易事,唯有統一後徹底的去殖民化工程與系統的教育改革方能從根本上解決臺人的國族認同問題。
(一) 塑造臺獨的巧門
中、小學時期是現代人建立知識體系、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關鍵塑造期,基礎認知框架一旦建構完畢,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也隨之形成,即便將來接收到與過往認知截然相反的衝突訊息,也會被腦中自動判定為「假消息」或「宣傳用語」,產生不了任何正面效果。臺獨教改將臺灣打造為自外於中國的主權獨立國家,並成功將這個概念與身分深植青年腦中,「仇視中國,追求臺獨」已是臺人近乎本能的自然反應。
中國大陸與臺灣就如同太空中兩顆迥異的星球,概念與認知完全不同,彼此無法相互認同,各自觀點在雙方看來皆是指鹿為馬,離奇又可笑。這也就是兩岸交流往來數十年,每年舉辦兩岸交流營,推出惠臺方案,優待在陸臺生、臺商,卻始終無法撼動臺人臺獨思維的根本原因所在。具有祖國情懷的老一輩人,無法將國家認同及愛國情感傳達予後代子孫,同樣基於此原因。
歷年臺人對中國的國族認同持續降低,臺獨教育貢獻最大。教改至今已近三十年,第一批師範體系的畢業生早已為人師表,每年教導、出產一批批的「人造天然獨」,周而復始、繁衍不息。帶有臺獨思維的臺灣青年在當前及未來長時段內都是臺灣社會的絕大多數與中流砥柱,情勢的嚴峻性不容低估。
(二) 中華文化復興的急迫性
國族認同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道德抉擇。
鴉片戰爭以來,信奉弱肉強食準則的列強,不斷侵犯中國領土,殘害中國人生命,掠奪中國珍貴資源,踐踏中國尊嚴。至今中國尚未統一,很大程度更源於美國及其盟國的介入干涉,帝國主義尚未成為歷史,現在更以霸權主義的面目再現。處於和平年代的吾輩若忘記離當今世代尚不遙遠的過往苦難,輕忽國家認同與國家統一對中國的重要性,就是不道德,此其一。
近代中國的有志之士,為救亡圖存曾嘗試各種改革與革命。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中國走過不少彎路,付出不少代價,如今終於開闢出一條迥異於西方但適合於自身的發展道路,逐漸步上復興之途。「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的本質在於重道德、有人性,臺灣原本作為中國傳統天下秩序的一員、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如果站在美、日霸權主義立場阻撓民族正當復興,就是喪失人性與道德,此其二。
眼下是中國復興的良機,但同時也是反中分子勾結外力發展臺獨的戰略機遇期。國家復興不僅要求領土的完整統一,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徹底回歸。古代中國能「用夏變夷」,源於儒家文化能超脫部族間的血緣界線,對各方展現極大的文化包容性。《論語》曾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近者說,遠者來」,儒家擁有強大的文化感召力。北京要解決兩岸問題,除了政經、外交與軍事考量外,也應從傳統思想裡汲取古人智慧。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唯有心向統一的臺灣,才能確保邁向復興的中國無後顧之憂;唯有中國復興,才能解除西方霸權加諸人類的枷鎖,讓全世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創建全人類共同受益的和平、安定、繁榮與共存同在的新天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