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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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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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劉建修談屢仆屢起的臺灣地下黨人

對呂正惠〈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之回響

作者 | 龍紹瑞
龍紹瑞:退休工程師,勞動黨(後補)中央監察委員,編著有《綠島老同學檔案》(2013,人間出版社)、《歌唱黎明》(2014,臺灣社會科學出版社)等書。
【編按】

歷史上,有兩次「國共合作」。第一次是1923-27年間,由孫中山主導,共同目標是北伐與統一。結果在孫死後,蔣介石就於1926年3月因疑神疑鬼而發動軍事政變「中山艦事件」,導致國民黨內及國共之間發生裂痕。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進而發動「清黨」,血腥捕殺中共黨員,從此開始第一次國共內戰。與此同時,蔣介石違反孫中山建立「黨軍」的「黨指揮槍」原則,以軍權竄奪黨權,使國民黨淪為他的一人政黨,從而國民政府也喪失了「喚起民眾」從事社會改造的能力,只能高度依賴軍隊與特務進行統治。

1936年12月,面對日寇侵華步步進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同意與中共再度聯手,合作抗日,是為第二次國共合作。但這次合作,從1939年起即摩擦不斷,唯因大敵當前,終未全面破裂。抗戰勝利後,「政治協商會議」於1946年1月底達成五項決議,使中國人民看到了和平統一、實施憲政的曙光。但是蔣介石軍閥作風不改,一意孤行,遂撕毀政協決議,挑起第二次國共內戰(參見:〈檔案中的內戰責任〉,《遠望》2017年4、5月號;梁漱溟〈國共內戰的責任在誰?〉,《遠望》2017年3月號)。結果兵敗來臺,建立了不義且違憲的內戰體制,在美國卵翼下以反共為藉口大搞白色恐怖特務統治。

《遠望》創辦人陳其昌、社委陳明忠、榮譽發行人劉建修等人都曾因反對不義的內戰體制而參與中共組織活動,並遭受政治迫害。現在民進黨全面執政,打著「自由民主」、「轉型正義」的旗號,卻繼承、收編了白恐時期的特務統治手法和機構,蓄謀建立臺獨法西斯的新威權體制。今(2020)年1月2日,蔡英文競選陣營發言人林靜儀公開宣稱:主張跟中國統一是叛國。民進黨陸續推動各項法理臺獨立法、修法,目的就是將中國大陸及中共定為「境外敵對勢力」,然後再將統派及統運定為「叛國」。但是,連林靜儀都不得不承認: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兩岸、港澳同屬一國,所以真正的叛國者正是臺獨。反之,陳其昌、陳明忠、劉建修生在臺灣,認同自己祖先的國家,何錯之有?且國民黨挑起內戰是禍國殃民的罪惡之舉,內戰體制本來就是轉型正義應該針對的不義體制,陳其昌、陳明忠、劉建修等人參與中共以期推翻內戰體制、終結內戰、完成統一,正是民族大義所在。然而,他們的奮鬥犧牲,在反共成風的島內,先後被國民黨、民進黨所否定、醜化,以致鮮為人知。龍紹瑞先生長期致力於記錄這些左翼愛國者的艱辛事蹟,並有幸在劉建修先生晚年聽他回憶他們那一代屢仆屢起的努力片段,遂執筆為文,留予後人追思。他們為愛國事業拋頭顱、灑熱血,雖未成功而有憾,但俯仰無愧而無悔。忠魂不滅,浩氣長存。

劉建修(1928-2020),臺灣新竹縣人,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黨,1950、1976年兩度入獄。2020年3月23日,高齡的劉建修癌症末期,筆者前往探望時,劉先生談到不久前過世的陳明忠,以及呂正惠撰寫的文章〈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對於文中呂正惠所說「……在此之前,陳明忠和一些老政治犯已經建立了秘密交流的網絡(這一點,陳明忠在向我們口述時,並沒有講得很清楚,是我的推測)」,劉先生講述了一些情況,如下: 


蔡孝乾失敗後的第二次集結

臺灣地下黨人的集結(包括行動和計畫),一共有4次。第一次集結,是屬於建制的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編按:由蔡孝乾所領導,以下簡稱「省工委」),他們在1949至1950年的鎮壓之下全部瓦解了。

1952年,撤逃的少數同志,以蕭道應、黎明華等人為代表,進行第二次集結,打算重建省工委,但也遭到失敗。劉建修在第一次坐牢時,曾遇到他們中的一些人,他們告訴劉先生,在地下黨的重建過程中,部分同志主張用「省工委復興委員會」做為新組織的名稱。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劉建修多次提到,蕭道應是個偉大的人。


第三次集結的發端

劉建修比陳明忠大1歲,劉第一次入獄的15年間,1954到1961年是在安坑軍人監獄,剛好曾與陳明忠同一牢房;一個房間關押25人。坐牢的共產黨人裡面,各樣的人才都有,但也有人是「狗仔」(被國民黨收買的人犯,或是潛伏的特務)。狗仔經常打小報告,「看守」時或把某個難友叫出去,吊起來毒打,而且往往不給出任何理由。但「人犯」們依舊熱情很高,只要能避開狗仔,有時從早上到晚間,都在討論問題,或進行學習。在這樣的環境裡,劉建修與陳明忠做了深入的交流,雙方十分熟悉和信任。

1965年3月12日,劉建修出獄,經由多年的艱苦奮鬥,他在新竹竹東鎮開設工廠,此時陳明忠也回歸社會,找到了穩定工作。

有一年(不早於1971年),陳明忠突然來到新竹劉家,劉建修把他請入屋內,二人密談。陳明忠說,雖然組織被破壞了,共產黨員還是要革命;他打算聯絡一些同志,恢復「省工委」。劉建修說:好,大家一起來幹,重新出發。在這之後,陳明忠多次來新竹,討論如何發展組織,其他同志也會到劉家聚集,大家交換經驗。

陳明忠逐漸把分散、隱藏在各地的朋友一個個找出來,他也曾同劉建修商量,怎樣安排各地區的負責人。最後的情況是,臺北市由蔡意誠負責(劉建修多次稱讚蔡意誠,說他很優秀),桃竹苗地區是劉建修,臺中縣市是王乃信,高雄屏東是陳金火。隨著工作的推進,劉先生估計,他們建立起的網絡,約有數十人。

這是地下黨人的第三次集結,此時諸同志尚未正式成立團體,但大家已有共識,陳明忠是這群體的領導人。劉建修說,陳明忠對革命事業忠誠,企圖心強,而且有一項重要的才能:他有識人之明,考察別人相當深入、準確。


左翼日文書店

筆者請劉先生講述他們群體的故事,包括成員與工作。劉建修很具有「白區」革命者的素質,他表示,大的梗概可以說,但如果具體到某個人,在目前是不能講的,這屬於原則性問題。

劉建修等人希望能把優秀者發掘出來,召喚進入革命的隊伍,這些工作對象是愛國、有勞動階級意識、有正義感的人。劉先生說,在革命第一線的挑戰是很艱難的,即使只是想要發展一個新人,都很困難,既要非常謹慎,又要膽子大,引導對方思考臺灣、整體中國的出路。對於他們,必須考察判斷;一個人只有三分,就介紹三分的書,講三分的話,那個人是五分,則給五分的書,講五分的話。要讓他信任你,又要使他提高。劉建修所培養的那些進步分子,只有劉先生本人知道,連「上級」陳明忠也不清楚,這是單線聯繫的組織原則。

劉先生說,他的工作方法是來自於計梅真(1946年,中共華東局派遣來臺的幹部)的榜樣。二戰結束後,18歲的劉建修參加計女士任課的國語補習班,在之後的數年裡,他和其他同學受到計梅真的啟蒙、鍛鍊,劉建修每個星期都會和計女士交流。劉先生說到她細緻嚴謹的作風,感嘆道:「像計梅真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就有這麼高的水平。全中國有多少這樣的人啊?這個奮鬥的隊伍是了不起的!」

劉建修也提及這案子與三省堂的關係。四十多年前的一天,陳金火告訴劉先生,他發現一個好地方,即臺北的三省堂書店,是專門銷售日文書的;陳介紹劉建修給老闆李沛霖。李先生是中國意識很強的人,東京大學畢業,愛讀左派書刊;他比劉建修大10歲,太太是日本人,夫妻倆文學素養很好。李開書店的目的,就是想推廣左翼思想,所以書店裡有少數的書,例如世界文明史、東洋史、西洋史、旅行記等,這些作者在撰述時,雖沒有出現馬克斯等詞語,但很隱密地運用了歷史唯物、受壓迫民族的觀點,甚至有的物理化學的書,也含有唯物辯證的哲學觀。國民黨檢查人員可能程度不好,或不夠細心,沒有察覺到這種情況。

劉先生說,在那戒嚴時期,成長於殖民時代的臺灣左派愛國者,非常渴望進步的信息,他們唯一渠道就是日文書刊,但國民黨對此管制很嚴。劉建修多次去這家書店,因此同李沛霖很熟稔,二人互相交換書籍,也做了討論、學習。劉買了很多書,他採購一次,往往就是幾萬元。陳金火經濟狀況不大好,買得比較少,但他閱讀很努力,並且推廣給朋友,高屏等地的一些醫生就讀了他介紹的書;陳很積極,他也介入高雄的地方選舉。

因為劉建修是生意人,開立支票方便,所以買書都用支票,甚至劉先生還提供經費給李沛霖,建議他有機會出國時,設法偷偷到大陸走走,後來這些支票被警備總部發現,成為叛亂案的佐證。出事那天,特務來到新竹劉家,日文書刊全部被查扣。劉建修受偵訊時,發現國民黨這次檢查得非常仔細,把每本書裡有問題的地方全都挑出,做為定罪的證據。李沛霖後來被判刑8年。


日本那頭、電話彼端

劉建修說,陳明忠做了許多事,例如他做黃順興的工作,就很成功;陳希望透過黃順興,去影響更多的人。黃是立法委員,和陳明忠父親是好朋友,陳明忠就同黃順興接近,讓黃理解社會主義思想。黃順興想冒險去大陸看看,陳明忠也鼓勵他,這在當時是極危險的。

1975年,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偷偷從日本去了大陸,時間、方式上是否出於陳明忠的提議,目前無法查證。不料此事被國民黨在日本的特務發現,導致整個網絡遭到破壞;這一次的損失太大了,共有四十幾位同志被抓捕,十幾人被判刑。

劉建修的同志中,梁良齊、蘇芳宗得知黃妮娜被捕,立刻聯絡陳明忠,要陳一起逃亡,但陳明忠認為自己可以應付,沒有答應。梁蘇二人坐漁船偷渡到漳州。劉建修說,梁、蘇認為陳明忠如果一起逃走,可以保護其餘一些同志。

劉先生總結這次嚴重的挫折,認為地下黨人犯了三個錯誤:一是黃妮娜的事,二是劉自己開立的支票,三是陳明忠使用電話不夠小心。劉說,陳明忠會用電話與各地同志聯繫,雖然電話中不講機密,但情治機關一直在注意這些「紅帽子」,大家的行為軌跡因此被特務捕捉到了。

劉建修被捕後,有天被關在一處牢房,半夜他醒過來,突然察覺牆的那頭似有微弱的聲音,劉先生仔細去聽,居然是特務在隔壁審訊陳金火。特務說出何月何日,陳明忠在電話裡所講的內容,顯示他們已掌握了許多細節。此時劉建修感到大勢不好,這一次地下黨的努力完全失敗了。劉又說,這回是諸同志的第二次被捕,大家已有鬥爭經驗,知道該怎樣去保護同志,也能識破特務的詭計和各種欺騙手段,所以團體的損失比第一次(蔡孝乾案)要好,否則,被判刑的至少數十人。

以上所述,就是以陳明忠為代表的,地下黨人的第三次集結。


第四次集結不了了之

第四次集結的計畫,是以陳其昌(前《公論報》經理、《遠望雜誌》創辦人)為代表,那是國民黨開放外省人回大陸探親(1987年)前的1985年,若干同志委託陳其昌去大陸找黨組織,請求賦予工作項目。陳回來說,黨是這樣講的:你們的犧牲太大了,不要再犧牲了,什麼工作都不要做了。

202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