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修(1928-2020),臺灣新竹縣人,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黨,1950、1976年兩度入獄。2020年3月23日,高齡的劉建修癌症末期,筆者前往探望時,劉先生談到不久前過世的陳明忠,以及呂正惠撰寫的文章〈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對於文中呂正惠所說「……在此之前,陳明忠和一些老政治犯已經建立了秘密交流的網絡(這一點,陳明忠在向我們口述時,並沒有講得很清楚,是我的推測)」,劉先生講述了一些情況,如下:
蔡孝乾失敗後的第二次集結
臺灣地下黨人的集結(包括行動和計畫),一共有4次。第一次集結,是屬於建制的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編按:由蔡孝乾所領導,以下簡稱「省工委」),他們在1949至1950年的鎮壓之下全部瓦解了。
1952年,撤逃的少數同志,以蕭道應、黎明華等人為代表,進行第二次集結,打算重建省工委,但也遭到失敗。劉建修在第一次坐牢時,曾遇到他們中的一些人,他們告訴劉先生,在地下黨的重建過程中,部分同志主張用「省工委復興委員會」做為新組織的名稱。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劉建修多次提到,蕭道應是個偉大的人。
第三次集結的發端
劉建修比陳明忠大1歲,劉第一次入獄的15年間,1954到1961年是在安坑軍人監獄,剛好曾與陳明忠同一牢房;一個房間關押25人。坐牢的共產黨人裡面,各樣的人才都有,但也有人是「狗仔」(被國民黨收買的人犯,或是潛伏的特務)。狗仔經常打小報告,「看守」時或把某個難友叫出去,吊起來毒打,而且往往不給出任何理由。但「人犯」們依舊熱情很高,只要能避開狗仔,有時從早上到晚間,都在討論問題,或進行學習。在這樣的環境裡,劉建修與陳明忠做了深入的交流,雙方十分熟悉和信任。
1965年3月12日,劉建修出獄,經由多年的艱苦奮鬥,他在新竹竹東鎮開設工廠,此時陳明忠也回歸社會,找到了穩定工作。
有一年(不早於1971年),陳明忠突然來到新竹劉家,劉建修把他請入屋內,二人密談。陳明忠說,雖然組織被破壞了,共產黨員還是要革命;他打算聯絡一些同志,恢復「省工委」。劉建修說:好,大家一起來幹,重新出發。在這之後,陳明忠多次來新竹,討論如何發展組織,其他同志也會到劉家聚集,大家交換經驗。
陳明忠逐漸把分散、隱藏在各地的朋友一個個找出來,他也曾同劉建修商量,怎樣安排各地區的負責人。最後的情況是,臺北市由蔡意誠負責(劉建修多次稱讚蔡意誠,說他很優秀),桃竹苗地區是劉建修,臺中縣市是王乃信,高雄屏東是陳金火。隨著工作的推進,劉先生估計,他們建立起的網絡,約有數十人。
這是地下黨人的第三次集結,此時諸同志尚未正式成立團體,但大家已有共識,陳明忠是這群體的領導人。劉建修說,陳明忠對革命事業忠誠,企圖心強,而且有一項重要的才能:他有識人之明,考察別人相當深入、準確。
左翼日文書店
筆者請劉先生講述他們群體的故事,包括成員與工作。劉建修很具有「白區」革命者的素質,他表示,大的梗概可以說,但如果具體到某個人,在目前是不能講的,這屬於原則性問題。
劉建修等人希望能把優秀者發掘出來,召喚進入革命的隊伍,這些工作對象是愛國、有勞動階級意識、有正義感的人。劉先生說,在革命第一線的挑戰是很艱難的,即使只是想要發展一個新人,都很困難,既要非常謹慎,又要膽子大,引導對方思考臺灣、整體中國的出路。對於他們,必須考察判斷;一個人只有三分,就介紹三分的書,講三分的話,那個人是五分,則給五分的書,講五分的話。要讓他信任你,又要使他提高。劉建修所培養的那些進步分子,只有劉先生本人知道,連「上級」陳明忠也不清楚,這是單線聯繫的組織原則。
劉先生說,他的工作方法是來自於計梅真(1946年,中共華東局派遣來臺的幹部)的榜樣。二戰結束後,18歲的劉建修參加計女士任課的國語補習班,在之後的數年裡,他和其他同學受到計梅真的啟蒙、鍛鍊,劉建修每個星期都會和計女士交流。劉先生說到她細緻嚴謹的作風,感嘆道:「像計梅真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就有這麼高的水平。全中國有多少這樣的人啊?這個奮鬥的隊伍是了不起的!」
劉建修也提及這案子與三省堂的關係。四十多年前的一天,陳金火告訴劉先生,他發現一個好地方,即臺北的三省堂書店,是專門銷售日文書的;陳介紹劉建修給老闆李沛霖。李先生是中國意識很強的人,東京大學畢業,愛讀左派書刊;他比劉建修大10歲,太太是日本人,夫妻倆文學素養很好。李開書店的目的,就是想推廣左翼思想,所以書店裡有少數的書,例如世界文明史、東洋史、西洋史、旅行記等,這些作者在撰述時,雖沒有出現馬克斯等詞語,但很隱密地運用了歷史唯物、受壓迫民族的觀點,甚至有的物理化學的書,也含有唯物辯證的哲學觀。國民黨檢查人員可能程度不好,或不夠細心,沒有察覺到這種情況。
劉先生說,在那戒嚴時期,成長於殖民時代的臺灣左派愛國者,非常渴望進步的信息,他們唯一渠道就是日文書刊,但國民黨對此管制很嚴。劉建修多次去這家書店,因此同李沛霖很熟稔,二人互相交換書籍,也做了討論、學習。劉買了很多書,他採購一次,往往就是幾萬元。陳金火經濟狀況不大好,買得比較少,但他閱讀很努力,並且推廣給朋友,高屏等地的一些醫生就讀了他介紹的書;陳很積極,他也介入高雄的地方選舉。
因為劉建修是生意人,開立支票方便,所以買書都用支票,甚至劉先生還提供經費給李沛霖,建議他有機會出國時,設法偷偷到大陸走走,後來這些支票被警備總部發現,成為叛亂案的佐證。出事那天,特務來到新竹劉家,日文書刊全部被查扣。劉建修受偵訊時,發現國民黨這次檢查得非常仔細,把每本書裡有問題的地方全都挑出,做為定罪的證據。李沛霖後來被判刑8年。
日本那頭、電話彼端
劉建修說,陳明忠做了許多事,例如他做黃順興的工作,就很成功;陳希望透過黃順興,去影響更多的人。黃是立法委員,和陳明忠父親是好朋友,陳明忠就同黃順興接近,讓黃理解社會主義思想。黃順興想冒險去大陸看看,陳明忠也鼓勵他,這在當時是極危險的。
1975年,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偷偷從日本去了大陸,時間、方式上是否出於陳明忠的提議,目前無法查證。不料此事被國民黨在日本的特務發現,導致整個網絡遭到破壞;這一次的損失太大了,共有四十幾位同志被抓捕,十幾人被判刑。
劉建修的同志中,梁良齊、蘇芳宗得知黃妮娜被捕,立刻聯絡陳明忠,要陳一起逃亡,但陳明忠認為自己可以應付,沒有答應。梁蘇二人坐漁船偷渡到漳州。劉建修說,梁、蘇認為陳明忠如果一起逃走,可以保護其餘一些同志。
劉先生總結這次嚴重的挫折,認為地下黨人犯了三個錯誤:一是黃妮娜的事,二是劉自己開立的支票,三是陳明忠使用電話不夠小心。劉說,陳明忠會用電話與各地同志聯繫,雖然電話中不講機密,但情治機關一直在注意這些「紅帽子」,大家的行為軌跡因此被特務捕捉到了。
劉建修被捕後,有天被關在一處牢房,半夜他醒過來,突然察覺牆的那頭似有微弱的聲音,劉先生仔細去聽,居然是特務在隔壁審訊陳金火。特務說出何月何日,陳明忠在電話裡所講的內容,顯示他們已掌握了許多細節。此時劉建修感到大勢不好,這一次地下黨的努力完全失敗了。劉又說,這回是諸同志的第二次被捕,大家已有鬥爭經驗,知道該怎樣去保護同志,也能識破特務的詭計和各種欺騙手段,所以團體的損失比第一次(蔡孝乾案)要好,否則,被判刑的至少數十人。
以上所述,就是以陳明忠為代表的,地下黨人的第三次集結。
第四次集結不了了之
第四次集結的計畫,是以陳其昌(前《公論報》經理、《遠望雜誌》創辦人)為代表,那是國民黨開放外省人回大陸探親(1987年)前的1985年,若干同志委託陳其昌去大陸找黨組織,請求賦予工作項目。陳回來說,黨是這樣講的:你們的犧牲太大了,不要再犧牲了,什麼工作都不要做了。
202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