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修（1928-2020），臺灣新竹縣人，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黨，1950、1976年兩度入獄。2020年3月23日，高齡的劉建修癌症末期，筆者前往探望時，劉先生談到不久前過世的陳明忠，以及呂正惠撰寫的文章〈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對於文中呂正惠所說「……在此之前，陳明忠和一些老政治犯已經建立了秘密交流的網絡（這一點，陳明忠在向我們口述時，並沒有講得很清楚，是我的推測）」，劉先生講述了一些情況，如下： 

蔡孝乾失敗後的第二次集結

臺灣地下黨人的集結（包括行動和計畫），一共有4次。第一次集結，是屬於建制的黨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編按：由蔡孝乾所領導，以下簡稱「省工委」），他們在1949至1950年的鎮壓之下全部瓦解了。

1952年，撤逃的少數同志，以蕭道應、黎明華等人為代表，進行第二次集結，打算重建省工委，但也遭到失敗。劉建修在第一次坐牢時，曾遇到他們中的一些人，他們告訴劉先生，在地下黨的重建過程中，部分同志主張用「省工委復興委員會」做為新組織的名稱。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劉建修多次提到，蕭道應是個偉大的人。

第三次集結的發端

劉建修比陳明忠大1歲，劉第一次入獄的15年間，1954到1961年是在安坑軍人監獄，剛好曾與陳明忠同一牢房；一個房間關押25人。坐牢的共產黨人裡面，各樣的人才都有，但也有人是「狗仔」（被國民黨收買的人犯，或是潛伏的特務）。狗仔經常打小報告，「看守」時或把某個難友叫出去，吊起來毒打，而且往往不給出任何理由。但「人犯」們依舊熱情很高，只要能避開狗仔，有時從早上到晚間，都在討論問題，或進行學習。在這樣的環境裡，劉建修與陳明忠做了深入的交流，雙方十分熟悉和信任。

1965年3月12日，劉建修出獄，經由多年的艱苦奮鬥，他在新竹竹東鎮開設工廠，此時陳明忠也回歸社會，找到了穩定工作。

有一年（不早於1971年），陳明忠突然來到新竹劉家，劉建修把他請入屋內，二人密談。陳明忠說，雖然組織被破壞了，共產黨員還是要革命；他打算聯絡一些同志，恢復「省工委」。劉建修說：好，大家一起來幹，重新出發。在這之後，陳明忠多次來新竹，討論如何發展組織，其他同志也會到劉家聚集，大家交換經驗。

陳明忠逐漸把分散、隱藏在各地的朋友一個個找出來，他也曾同劉建修商量，怎樣安排各地區的負責人。最後的情況是，臺北市由蔡意誠負責（劉建修多次稱讚蔡意誠，說他很優秀），桃竹苗地區是劉建修，臺中縣市是王乃信，高雄屏東是陳金火。隨著工作的推進，劉先生估計，他們建立起的網絡，約有數十人。

這是地下黨人的第三次集結，此時諸同志尚未正式成立團體，但大家已有共識，陳明忠是這群體的領導人。劉建修說，陳明忠對革命事業忠誠，企圖心強，而且有一項重要的才能：他有識人之明，考察別人相當深入、準確。

左翼日文書店

筆者請劉先生講述他們群體的故事，包括成員與工作。劉建修很具有「白區」革命者的素質，他表示，大的梗概可以說，但如果具體到某個人，在目前是不能講的，這屬於原則性問題。

劉建修等人希望能把優秀者發掘出來，召喚進入革命的隊伍，這些工作對象是愛國、有勞動階級意識、有正義感的人。劉先生說，在革命第一線的挑戰是很艱難的，即使只是想要發展一個新人，都很困難，既要非常謹慎，又要膽子大，引導對方思考臺灣、整體中國的出路。對於他們，必須考察判斷；一個人只有三分，就介紹三分的書，講三分的話，那個人是五分，則給五分的書，講五分的話。要讓他信任你，又要使他提高。劉建修所培養的那些進步分子，只有劉先生本人知道，連「上級」陳明忠也不清楚，這是單線聯繫的組織原則。

劉先生說，他的工作方法是來自於計梅真（1946年，中共華東局派遣來臺的幹部）的榜樣。二戰結束後，18歲的劉建修參加計女士任課的國語補習班，在之後的數年裡，他和其他同學受到計梅真的啟蒙、鍛鍊，劉建修每個星期都會和計女士交流。劉先生說到她細緻嚴謹的作風，感嘆道：「像計梅真只是一個中級幹部，就有這麼高的水平。全中國有多少這樣的人啊？這個奮鬥的隊伍是了不起的！」

劉建修也提及這案子與三省堂的關係。四十多年前的一天，陳金火告訴劉先生，他發現一個好地方，即臺北的三省堂書店，是專門銷售日文書的；陳介紹劉建修給老闆李沛霖。李先生是中國意識很強的人，東京大學畢業，愛讀左派書刊；他比劉建修大10歲，太太是日本人，夫妻倆文學素養很好。李開書店的目的，就是想推廣左翼思想，所以書店裡有少數的書，例如世界文明史、東洋史、西洋史、旅行記等，這些作者在撰述時，雖沒有出現馬克斯等詞語，但很隱密地運用了歷史唯物、受壓迫民族的觀點，甚至有的物理化學的書，也含有唯物辯證的哲學觀。國民黨檢查人員可能程度不好，或不夠細心，沒有察覺到這種情況。

劉先生說，在那戒嚴時期，成長於殖民時代的臺灣左派愛國者，非常渴望進步的信息，他們唯一渠道就是日文書刊，但國民黨對此管制很嚴。劉建修多次去這家書店，因此同李沛霖很熟稔，二人互相交換書籍，也做了討論、學習。劉買了很多書，他採購一次，往往就是幾萬元。陳金火經濟狀況不大好，買得比較少，但他閱讀很努力，並且推廣給朋友，高屏等地的一些醫生就讀了他介紹的書；陳很積極，他也介入高雄的地方選舉。

因為劉建修是生意人，開立支票方便，所以買書都用支票，甚至劉先生還提供經費給李沛霖，建議他有機會出國時，設法偷偷到大陸走走，後來這些支票被警備總部發現，成為叛亂案的佐證。出事那天，特務來到新竹劉家，日文書刊全部被查扣。劉建修受偵訊時，發現國民黨這次檢查得非常仔細，把每本書裡有問題的地方全都挑出，做為定罪的證據。李沛霖後來被判刑8年。

日本那頭、電話彼端

劉建修說，陳明忠做了許多事，例如他做黃順興的工作，就很成功；陳希望透過黃順興，去影響更多的人。黃是立法委員，和陳明忠父親是好朋友，陳明忠就同黃順興接近，讓黃理解社會主義思想。黃順興想冒險去大陸看看，陳明忠也鼓勵他，這在當時是極危險的。

1975年，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偷偷從日本去了大陸，時間、方式上是否出於陳明忠的提議，目前無法查證。不料此事被國民黨在日本的特務發現，導致整個網絡遭到破壞；這一次的損失太大了，共有四十幾位同志被抓捕，十幾人被判刑。

劉建修的同志中，梁良齊、蘇芳宗得知黃妮娜被捕，立刻聯絡陳明忠，要陳一起逃亡，但陳明忠認為自己可以應付，沒有答應。梁蘇二人坐漁船偷渡到漳州。劉建修說，梁、蘇認為陳明忠如果一起逃走，可以保護其餘一些同志。

劉先生總結這次嚴重的挫折，認為地下黨人犯了三個錯誤：一是黃妮娜的事，二是劉自己開立的支票，三是陳明忠使用電話不夠小心。劉說，陳明忠會用電話與各地同志聯繫，雖然電話中不講機密，但情治機關一直在注意這些「紅帽子」，大家的行為軌跡因此被特務捕捉到了。

劉建修被捕後，有天被關在一處牢房，半夜他醒過來，突然察覺牆的那頭似有微弱的聲音，劉先生仔細去聽，居然是特務在隔壁審訊陳金火。特務說出何月何日，陳明忠在電話裡所講的內容，顯示他們已掌握了許多細節。此時劉建修感到大勢不好，這一次地下黨的努力完全失敗了。劉又說，這回是諸同志的第二次被捕，大家已有鬥爭經驗，知道該怎樣去保護同志，也能識破特務的詭計和各種欺騙手段，所以團體的損失比第一次（蔡孝乾案）要好，否則，被判刑的至少數十人。

以上所述，就是以陳明忠為代表的，地下黨人的第三次集結。

第四次集結不了了之

第四次集結的計畫，是以陳其昌（前《公論報》經理、《遠望雜誌》創辦人）為代表，那是國民黨開放外省人回大陸探親（1987年）前的1985年，若干同志委託陳其昌去大陸找黨組織，請求賦予工作項目。陳回來說，黨是這樣講的：你們的犧牲太大了，不要再犧牲了，什麼工作都不要做了。

202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