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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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六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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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將興,代代永旌(上)

敬悼《遠望》榮譽發行人劉建修先生

作者 | 簡皓瑜(《遠望》發行人)
簡皓瑜(《遠望》發行人):《遠望》發行人;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今(2020)年在短短三個月內,4位統派前輩撒手人寰:劉建修(5月23日)、毛鑄倫(7月28日)、王曉波(7月30日)、曾健民(8月13日)。在臺獨氣焰囂張、「天然獨」世代崛起的當下,這些人在短期間相繼離世,似乎象徵島內一個時代的結束。其中最不具知名度的《遠望》榮譽發行人劉建修先生,以其一生見證了臺灣島上志士仁人從日據時期以來艱難尋求復歸祖國的大歷史。他們中許多人魂斷法場,更多人坐穿牢底,倖存者不屈不撓活到親見大陸崛起,卻又看到臺灣淪於臺獨之手。

顧炎武區分了「亡國」與「亡天下」。──「國」是政權,所以「易姓改號,謂之亡國」;而「天下」是文化、道統,故「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進而指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劉老代表的這一群人,他們的目標不只是政權的得失,而是臺灣的復歸與全中國的復興。因此,他們不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肉食者」),而是不可奪志的「匹夫」──其志,在於挽救中國這個「天下」。

劉老一生不改其志,也見證了許多同志成仁取義。由政權爭奪而論,他們都是失敗者;但是,中國人的志氣因他們而不絕於此島。他們承襲、守護、傳遞了中國人的天下之志。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裡,他們即使默默無聞,仍然是令後人景仰的巨人。

 

從義利之辨,到有志有識

劉建修先生在日本據臺已33年的1928年,出生於新竹郡六家庄一個貧困佃戶村。由於地理條件差,村民經常無田可耕,溫飽都成問題。偏偏劉建修的父親身體不好,手足又多。於是,幾個哥哥不是外出打零工,就是過繼別人,姐姐紛紛賣作童養媳;家裡留下年紀尚幼的小哥哥、劉建修自己、一個妹妹,則從小去別人地裡撿拾遺穗劣薯裹腹。哥哥姐姐都沒上過學,劉建修屆齡入學之年,也還在姐夫家裡幫看孩子。上學之後,寧可不帶便當而老遠回家吃午飯,只因無菜可帶。為父親抓藥,吃盡店家臉色,只因總要賒帳。

1937年讀公學校二年級時,日帝對華全面開戰,總督府隨之開始抽調臺籍青年做軍伕,支援其大陸戰場(實即強迫臺民給日軍做軍傭,參與殘害我祖國同胞的暴力)。農地上部分人力被拔走了,劉家這才有田可耕,劉建修有機會繼續上學。不過,戰時全臺實施經濟統制、糧食配給,規定農穫以公定價格全數上交日殖政府、(扣除軍需、政策糧後)統一分配,農民只能留下自用的配額。然這配額遠不足以解飢,家家戶戶千方百計藏米。劉建修上學途經派出所,就不時聽到裡面傳出刑求的哀嚎,小小心靈從此體認到日人的缺德、狠毒,開始懷疑日本的統治。

日據末期,「皇民化運動」狂潮席捲全臺;「聖戰」宣傳、天皇崇拜撲天蓋地,軍訓組織、社會動員無所不在,這便是劉建修上學的幾年。1941年劉建修考上竹北國民學校高等科(約當後來的初中,但為二年制)。隨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人來校招兵,老師也以將來待遇好為由,鼓勵學生轉投軍校。劉建修看到脫貧的希望,心動告知父親,沒想吃了教訓:「我們祖先是唐山來的,怎麼可以當日本兵去打唐山人?」令他警覺到戰爭之不義。其實,從小劉建修就常聽父親提起劉家祖居「唐山」,由廣東坐船遷臺的經過,以及「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家訓;能讀漢書的叔叔也常苦中作樂開玩笑,說劉家人可是當皇帝(如漢朝)都當怕了。這些平日的家庭閒聊,潛移默化都給下一代灌輸了漢民族意識和是非道德觀念,讓他認識到自己不同於日本人。晚年劉老回顧一生就曾表示,正是從小貧農出身的家庭背景和民族意識,使他在思想與實踐上,始終關心社會正義和國家民族的命運。

1943年高等科畢業後,劉建修考入總督府交通局設立的遞信從事員養成所電信科。一年後結業,分發到臺北電信局工作,負責電報發送。家裡的經濟壓力,總算稍解。

1945年,劉建修17歲,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回歸祖國。皇民化的氛圍驟變,臺灣人紛紛翻出家裡的長袍馬褂,許多最為臺人憎恨的日本刑事警察被打,不敢還手。

不料不幸未因大戰結束、日殖遠去而告終。首先,日本利用中國政府前來接收前的空檔,大量印製紙鈔,在臺狠狠進行最後一次經濟洗劫,從而啟動並加速了戰時強力壓制而遲遲未發的通貨膨脹。隨即,陳儀接收團隊抵臺,赴陸抗日的臺籍有識之士相繼歸返,有志投身臺灣重建和祖國統一工作的外省菁英也紛紛前來。一方面,包括臺籍人士在內的優秀人才,忙著恢復日殖政府及專技人員撤離後陷入癱瘓的各方面運營,同時加速培訓本地新血(日殖政府基本不准重要職權和技術交與臺民)。另一方面,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各派系,則競相在陳儀的規劃之外派員進占各接收部門,而20萬臺籍日本兵,也從東亞殺戮戰場的死亡線上陸續返臺,企盼復員。部分接收人員的嚴重貪腐、某些國軍部隊的軍紀敗壞、通膨和失業率的持續擴大、大陸內戰對物資的日益需求,在在使得行政長官公署面對問題治絲益棼。而日據期間兩岸長達半世紀的隔閡、甚至走向對峙,加上日殖教育與傳媒對臺民視野的長期蒙蔽,造成兩岸彼此陌生、甚至懷有敵對意識,以及臺人普遍對中國局勢毫無所悉、對國際政治缺乏警覺,接觸後極易誤讀誤判。劉建修就回憶說,由於日殖教育的封閉,此前自己連「唐山」就是「中國」、「中國」就是日人口中貶抑的「支那」都不知道。偏偏美國「託管論」者(主張臺灣交由美國代表盟軍託管)乘隙運作,國民黨派系藉機內鬥,在在使得光復後臺灣的調適速度、興革規模,遠遠不及應付層出不窮的問題、錯綜複雜的局勢,終致臺省政府失能,臺島社會失序,不少臺民國家認同動搖。抗爭目標從政策、體制,一路上升到政府、政權、甚至主權,手段從和平請願,快速發展到失控的暴力、組織化的武裝鬥爭,「二二八」演成危及主權的危機,悲劇遂在劉建修眼前發生。

劉建修任職的臺北電信局,在機關接收及外省員額填補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彷彿只要物資、不要人員的錯誤。除了少數接收人員盜賣公產、中飽私囊之外,由於將日據時期正式錄用的員工一律視為臨時「留用」的日殖人員,使得按身分採取不同薪資計算方式的結果,省籍差異恰恰成為了員工間薪資懸殊的主因。基於國家認同而肯定臺灣光復的意義(後述)、身為公務員的劉建修,雖未直接參與「二二八」,但也從機關內部啟動了他的群眾運動。

「省工委郵電案」同案的老同學多年後的合照。後排:林坦(左)判刑7年;周淑貞(右)7年。前排:王文清(左)15年;許金玉(中)15年;劉建修(右)15年(出自劉建修《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檔案》)

「省工委郵電案」同案的老同學多年後的合照。後排:林坦(左)判刑7年;周淑貞(右)7年。前排:王文清(左)15年;許金玉(中)15年;劉建修(右)15年(出自劉建修《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檔案》)


劉建修的運動,首先還須從學習國語說起。臺灣光復的1945年10月,鄭明祿夫婦在臺北開辦了全臺最早的國語補習班「光華國語講習所」,地點借用臺北市濟南路私立開南商工學校。(鄭明祿,1927年1月文化協會左右分裂、文協的抗日運動轉向大眾動員後,成為新文協的重要領導幹部之一。日據時代就到過日占區的北京,時稱北平;其妻即是北京人。鄭明祿還於1946年元旦,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臺籍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共同創辦左翼報紙《人民導報》。)1946年9月,臺籍人士在臺創設的第一所大學「延平學院」正式開課,也借用同一校址。於是,劉建修本著學好國語報效祖國的理念,自費一連參加了光華初級班、示範班、到高級班(文言文)的課程,同時,開始接觸到熟悉兩岸的愛國人士,並旁聽到延平學院左翼知識份子自由開放的言論。(按:本段及以下的「左」,於臺灣的語境皆指社會主義傾向。)

1946年9月,政府主導的郵務工會為協助臺北地區的郵政、電信工作人員適應新的語文需求,也從上海請來了計梅真、錢靜芝老師開班補習國語文。計、錢兩位老師的教材與教學方式活潑。經此,劉建修不但強化了國語文的讀寫能力,使他成為成長於日殖教育之下,而中文讀寫流暢的極少數人之一,還從老師引介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現實主義文學和歷史的討論,認識了近代與當代中國,啟蒙了批判性的社會思考,並了解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及其軍閥和買辦性質,以及大戰結束後國民黨片面撕毀政協決議,堅持打內戰而破壞國家和平統一、延誤憲政建設的嚴重罪惡。

更重要的是,計老師等人讓劉建修親眼見識到,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格局之宏大,共產黨員思想之進步且一心為國,從而清楚認知到,不是日本人好、中國人不如日本殖民者,而是近代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的衝擊和嚴重干擾下,國運崎嶇,舉步艱難,而蔣介石國民黨無可救藥,背離民族與民心。共產黨搞武裝鬥爭,實因國民黨為惡在先,動手屠殺中共黨員和群眾所逼使;蔣介石國民黨不能代表中國人,更也無法重建中國。劉建修第一次感受到了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和使命;受計老師啟發,他開始將解決社會問題與國家民族問題的希望,雙雙寄予社會主義運動。


參加革命,初試啼聲

晚年劉建修曾激動地說:「我是舉過手的!」現今只追求「小確幸」的年輕人很難體會當年這些風華正茂的熱血青年舉手宣誓之沈重──那是對一個遠大理想的生死之約。1948年初,劉建修秘密宣誓而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接受計梅真的領導;並於計、錢兩位老師的幕後指導下,經由競選工會幹部、以補習班為基礎組織同學會、編印《野草》刊物(刊名源於魯迅描寫底層人民強韌生命力的〈野草〉一文)等方式,引領工會集結組織、建立共識。然後於1949年發動近兩千人遊行抗爭,向省主席陳誠陳情,最終成功將臺籍郵電員工的身分,由「留用」全部「歸班」為本國正職,達成同工同酬的目標。

21歲的他與王文清、許金玉等其他幾位年輕幹部,領導了臺灣光復後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工運,創造臺灣工運史上的首次捷報,卻也埋下1950年白色恐怖「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叛亂案」的伏筆。

自從1947年春國民黨政府以武力終結「二二八」、將「託管論」者──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葛超智──逐出臺灣後,島上的不滿意見便紛紛「向左轉」,異議人士一批批加入中共「地下黨」各支部或外圍組織(層層納入蔡孝乾指揮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與島外的反蔣力量隔海呼應。

1949年底,蔣介石國民黨敗退來臺。此前的3月15日,新華社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4月23日,解放軍渡江並占領南京。海峽風雲詭譎,臺灣地下黨加緊動員,為即將到來的「解放臺灣」預作響應的準備。國民黨方面,則省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宣布5月20日《臺灣省戒嚴令》啟動。臺灣從此進入「緊急狀態」,掀起了「反共」高潮,國民黨積極掃蕩反對力量。

國民黨特務系統循1949年《光明報》案,追出蔡孝乾「省工委會」名單後,計梅真、錢靜芝首先遭到逮捕,「郵電總支部」一眾人等隨之相繼入獄。劉建修也在1950年3月10日清晨,從臺北市泉州街家裡被拉上車、矇上眼睛,離開了新婚甫一個月的妻子,帶往警總圍牆裡的保密局「南所」。肉體與意識在一連串的刑求中形同死去,口供於昏死間莫名完成。10月,軍法處以參加叛亂組織事由,依《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劉建修15年刑期,次年5月轉送綠島關押。

軍法判決時,劉建修才第一次知道同案多達35人被捕(「同學會」近半人數),其中,兩位老師不及再見已遭槍決。今天,從官方所謂「轉型正義資料庫」相關檔案裡計梅真、錢靜芝的照片,能看到兩人臨刑前都留下了從容而自信的笑容,計梅真尤其笑得幾近燦爛。我想,這是因為求仁得仁而義無反顧吧。當時在臺灣,反蔣的左翼地下活動風起雲湧,大家都樂觀認定蔣介石倒台只在旦夕之間,臺籍中共黨員李媽兜(後遭追緝、1953年槍決)也曾通知部分同志「6月間解放臺灣」。劉建修還回憶說:「不必從大陸打過來,臺灣自己就能解放。」豈料,1950年6月韓戰爆發,改變了這一切。

1950年計梅真(左)、錢靜芝(中)臨刑前的留影,及其槍決執行令影本

1950年計梅真(左)、錢靜芝(中)臨刑前的留影,及其槍決執行令影本


1950年7月,美軍以「聯合國軍」的名義介入朝鮮半島,第七艦隊封斷臺海,美─蘇冷戰格局正式延伸至西太平洋。蔣介石眼見美國利用第一島鏈拉起東亞「鐵幕」的意志明確,從此倚靠美帝偏安臺澎有恃無恐,於是放手在島上肅殺異己、大肆清洗「地下黨」,並漫天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網,建構起多重特務體系層層監控的反共「內戰體制」(關於「內戰體制」,參見《遠望》2020年3-6月合刊號社論〈量身定做的「正義」不是正義〉)。當年另一位政治犯林賜安記得,此時,一名新押進來的國民黨空軍帶來韓戰消息,看守所內也頓感蔣介石要全面開鍘、大家「要長期抗戰了」。今天就官方已公開的記錄來統計(未公開及缺乏記錄者不計),蔣氏政權偏安臺灣以後的白恐期間,政治犯單算判處死刑而槍決者就多達1,080人,並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初。為擴大監禁反蔣份子,國民黨還相中臺灣東側的孤島,1951年增設為集中營──所謂「綠島新生訓導處」,以便隔海與一般民眾拉開「安全」距離,而且囚犯逃脫無門,內情難為外人得知,大陸方面亦難以觸及;初設即大手筆移入了千餘號政治犯。聯美據臺鎮壓異議、抗拒統一,從此作惡島內、消磨兩岸、遺誤中國,就是從蔣氏國民黨直到今日民進黨一脈相承而狐假虎威的「成就」。(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