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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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四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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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明高度旗幟鮮明支持臺灣統派

作者 | 儲建國 儲建國 :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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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yuanwangcntw;Email:yuanwang.cntw@gmail.com)

大陸過去支持統派不夠旗幟鮮明嗎?是的。這有點像選舉政治的「中間選民定理」,競選者為了獲勝,就極力滿足中間選民的偏好,以爭取盡可能多的不確定選票。在總體偏好滿足單維正態分布即統計學所稱「normal distribution」,臺灣通常譯為「常態分布」。的條件下,這樣做是有道理的。至於兩邊的選民,你即使不怎麼關心,他們也會投既定競選者的票。然而,當政治極化之後,這個策略就不那麼有效了。譬如說,美國大選中的川普就採取了多元極化策略,而不是中間選民策略。

大陸對臺政策與選舉策略性質不同,但手法也有類似之處。為了反對「臺獨」,大陸打壓顯獨派(主要是民進黨等獨派政黨),拉攏中間派(主要是國民黨派,裡面有弱統派和隱獨派),但冷落了強統派(具有強烈統一傾向的派別,主要是新黨和一些民間統派力量)。這種做法背後是現實的政治邏輯,因為現實政治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對於實力較強且公開反獨的「國民黨」,儘管有「隱獨」的傾向,大陸投入資源,保持總體傾向統一的某種政治版圖,這是有必要的。然而,問題在於:無論是反獨還是促統,言語與行動之間有比較大的距離。每當大陸以嚴厲的詞語抨擊臺獨行動時,大家都在期待某種後續的行動,然而這種期待常常落空。臺獨勢力起初有點害怕,但發現大陸沒有什麼厲害的招術之後,便趾高氣昂起來,並且變本加厲地往獨立的方向上折騰。

大陸人一般將「兩國論」視為臺獨發展的轉捩點。其實,就島內心態轉變來說,時間更早。石佳音先生認為,臺灣社會由「(表面上的)天然統」(大家習慣性地接受「反攻大陸」、「光復大陸」)轉變為「內心裡的『天然獨』(本省人親日反中,外省人親美反共)越來越凸顯」,轉捩點是1971年10月25日國民黨當局失去聯合國內的「中國代表權」。從此以後,由於國民黨堅持反共拒統,立即開始跟臺獨合作。1972年2月22日,旅日臺獨領袖辜寬敏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局長沈之岳安排下,秘密從日本取道泰國返臺,與後來接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對話。據辜寬敏事後自述,1972年3月2日,他在蔣經國面前大談取消臺灣省戒嚴令、開放言論自由、取消黨禁等,蔣經國雖然表示不能同意,卻告訴站在門口等待的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說:「辜先生的意見將來可以參考。」這一趨勢註定後來國民黨政權會開始「臺灣化」,直到第二個變本加厲的轉捩點──李登輝接班。李登輝在1988年1月一接掌總統及黨主席,一大堆前此對國民黨持批判態度的本省籍政客、學者一夜之間變成「國民黨主流派」(即李登輝派)的支持者。

與1971、1988年那兩個轉捩點相比,1999年的「兩國論」只是驚動了大陸與美國,對島內統獨趨勢其實沒有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但「兩國論」對於兩岸關係來說,仍然是個轉捩點,因為自此之後,臺獨越來越朝著撕破臉的方向走。表面上支持統一的國民黨已經失去了「內生的統一感」,而且只是保持了某種「外致的統一感」,也就是說:國民黨口頭上支持統一,內心並不那麼情願,只是因島外力量的逼迫所致而已。

這個「外致的統一感」儘管不那麼牢靠,但如果能保持在一定的水準,大陸也能夠接受。然而,即使是「外致的統一感」也在不斷地流失。因為,既然是「外致」,那麼就要看這個島外的力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給「臺獨」行為予以懲罰,在多大程度上給「統一」行為予以獎勵。對後者的獎勵幾乎沒怎麼看到,對前者懲罰是有一些辦法,但總顯得力不從心。結果是「臺獨」行為常常得不到足夠的懲罰,導致那些「弱統派」或「隱獨派」越來越傾向臺獨,並且越來越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意向了。「強統派」則在大陸人的冷淡和臺灣人的攻擊中日漸式微,「統一」的聲音也就越來越難以聽到了。

得不到足夠懲罰的臺獨勢力,不僅日益發展壯大,而且把自己包裝成島內道義的力量,口口聲聲為了臺灣的利益,為了臺灣的「民主」,把本來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變成戰戰兢兢的「賣臺者」。正如已逝的胡佛院士所說:「今天臺獨派標舉著『自由』、『民主』、『人權』,形式上看起來,似乎是用一個道德替代一個原有的道德(中國統一、仁義禮智),實際上是對道德的破壞。」編按:參見《遠望》2018年10月號石佳音、簡皓瑜採訪的〈胡佛:臺灣因臺獨而道德淪喪〉。為什麼臺灣有那麼多的詐騙犯?因為受民進黨的「臺獨」教育,看到否定歷史、否定事實,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大行其道,年輕人便形成了「去道德」的變態人格,恰如蓬佩奧所說的「我們欺騙、撒謊、偷竊」,然而「我們成功」編按:參見《遠望》2019年5-6月合刊本及7月號連載刊出的〈威逼利誘、坑矇拐騙的美式外交〉。

如果從歷史角度來看,臺灣人的「去道德」基因並不是臺獨勢力所固有的,而主要是日本侵略者播種的。甲午海戰,臺灣割日,臺灣人民蜂起抗日,但在日本的殘酷鎮壓下最終失敗。日本人一方面要臺灣人屈從於暴力統治,另一方面則推行「皇民化」教育,在臺灣人大腦中植入「愛日本」的基因,不斷地醜化中國人,把疾病、鴉片等所有負面形象都與「中國人」聯繫起來。在精神上釜底抽薪的做法就是把日本天照大神請回家,擺在原先擺放祖宗的供桌上。很多臺灣人的大腦確實變了,他們甘心做二等皇民,但覺得比中國人還是要高一等。不少臺灣人以流著中國人血脈為恥,譬如說蔡英文家修祖墳,就把大陸家鄉的地名都刮掉了,羞於承認自己的祖先。他們內心中想認日本人為祖先,但這又不符合歷史事實,因此,認同錯亂導致道德無以依附。內心中沒有確定的原則,似乎唯有「反中」是最確定的──反對一個被妖魔化的物件,可以讓「去道德」的內心顯得似乎還有點道德感。所以,當國民黨提出一個「反中」提案後,蘇貞昌竟然說是「良心」發現。這讓一直不斷給臺灣送奶水的大陸人感到匪夷所思。看到子孫認賊作父、不孝如此,祖先也無語。

然而,大陸人反對「臺獨」的觀念在某些臺獨分子看來,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因為他們的「臺獨」夢想據說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

「『臺獨』是為了『民主』」,這或許是臺灣最大的政治謊言了。西方「民族國家」的歷史早於其所謂「現代民主」的歷史。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等都不是因為「民主」而凝聚成一個國家。二戰後的非西方國家更不是因為「民主」而興起,很多恰恰是在揭穿西方民主虛偽性的過程中興起的。臺灣的所謂「民主化」之前,也早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中國認同」與其「民主化進程」也絲毫沒有衝突。「認中國」就不能「搞民主」?在臺獨分子的灌輸下,這種明顯違反事實的邏輯竟然植入了很多臺灣人的大腦。大陸從來沒有干涉臺灣的政治變遷進程,只是強調不管哪個政黨上台,都要堅持「一個中國」和「國家統一」。

把「臺獨」與「民主」捆綁在一起,恰恰說明「臺獨」沒有什麼道德底氣。「臺獨」分子內心是非常虛弱的,心裡越虛弱,行為越偏執。偏執到一定程度,便會撕下其「民主」外衣,給臺灣人奉送上侵略者的暴力邏輯。民進黨運用暴力,無恥打壓統派力量,其實就是把當年臺灣人受侵略者暴虐的邏輯反過來用在自己人身上。

當然,「支持統一的臺灣人」在臺獨看來,已經不是「自己人」,而是「中國人」,是「賣臺分子」。這種顛倒黑白的誅心話語之所以能夠得逞,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李登輝時期「外來政權」的意識,展於陳水扁時期「去中國化」的意識,成於蔡英文時期「已經獨立」的意識。

既然「已經獨立」,「民主」的偽裝就不那麼重要了,儘管有時也利用一下,但必要時就毫無顧忌地撕下(例如中天撤照、進口萊豬)。這讓很多受「民主=臺獨」欺騙的臺灣人很是受傷,困惑不解。其實,如果了解臺獨的深層邏輯,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一些不那麼「臺獨」的臺灣人,內心有著對「民主」的執念,以為這不僅是臺灣人的政治意義之所在,也是其道德意義之所在。在他們這樣想的時候,內心中也差不多「去中國化」了。臺灣的學術界並沒有在中國傳統思想和所謂「民主」之間建立起鞏固的關聯。對於很多學者來說,這二者之間是衝突的,取後者就要去前者,或者至少可以說:忘記前者不影響後者。在全面西化的氛圍中,臺灣的新儒家努力傳承中國的仁義之道,值得尊敬,尤其在「去中國化」變本加厲的今天,更是難能可貴。然而,其代表性人物如牟宗三並沒有弄清楚仁義之道與「民主」的關係,所謂「良知坎陷」是個誤導性的概念,民主與科學是完全不同的事業,都用「良知坎陷」做前置,邏輯上沒有辦法說通,實踐上無法真正地確立文化自信。

對於「民主」來說,邏輯恰恰是相反的,只有把「仁」(尤其是「仁」之公共運用)挺在前面,「民主」才有更堅實的道德基礎,也才能朝著更優質的方向發展。沒有道德根基的所謂「自由人」之上建立不起優質民主的大廈。當前西方國家民主的劣質化發展已經越來越讓人們看清這一點,這種「劣質化」是其「個人自由」誇張後的必然結果。臺灣「民主」的劣質化也是類似的,或者說是「去中國化」後的必然結果。

仁義之道歸根到底是對共同生命聯繫的堅守之道,包括堅守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生命聯繫,這是人類可持續生存與發展的倫理根基,離開了它,人類就會走向衝突甚至毀滅的方向。

令人欣喜的是,當代倫理學的前沿在探討人類整體性生存倫理上取得重要進展,強調這種生存在倫理上的獨立意義,而不是將此視為個人自由的衍生物或推導物。在人類剛剛邁入本世紀時,國際聯合教科文組織發表《二十一世紀倫理的共同架構》Kim, Yersu. A Common Framework for the Ethics of the 21st Century. UNESCO, 1999. 作者金麗壽,1995至2000在巴黎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道德部部長,現為韓國首爾慶熙大學哲學教授。一文,重點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與相輔相成,以及由此而施加於個人自由之上的責任。這與仁義之道的邏輯完全一致,「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種自然擴展的秩序才是人類文明最堅實的基礎。

令人慶幸的是,中國人受西方文明衝擊之後,經過一系列的革命和改革的轉換,在吸收西方文明精華的同時,越來越認識到傳統文明內核在塑造新文明進程中的基礎性作用。大陸在吸收西方文明的過程中,經濟上的步伐稍微快一點,其他方面的步伐稍微慢一點,不像港臺那樣全方位地融入西方文明。中華大地上的這種多樣化進程給予中國人民一個更好的比較和反思的機會。最終的結果是大陸可能會有一個更好的文明框架來融化各種外來文明(不只是西方文明),從而創造出比現代西方文明更優質的文明。就政治領域來說,在當前這個時期,越是受西方淺薄政治言論的攻擊,越是能夠看出中國發展出優質政治文明的潛力。

在中華文明與現代民主之間展開這麼多,無非是想說明:一是「臺獨」與「民主」之間沒有什麼邏輯關聯;二是「仁義之道」是優質民主的根基。然而,這與「統一」有什麼內在邏輯關聯呢?

「國家」有其現實的暴力基礎,也有其理想的價值依託。拋開共同的暴力基礎,「中國」這樣的國家與西方「民族國家」不同,它一方面是中國人共同的血脈之所繫,另一方面是天下文明的價值之所繫。過去,「天下歸仁」是中國人的使命,現在中國人仍然要不忘初心,但要將這個使命與外來文明中的優良基因更好地結合起來,尤其是將蔓延到全球的西方現代民主校正到一個更好的方向。

由於在當前西方話語霸權之下,中國人的這種使命還難以為域外的人們所理解,即使是中國自己人,也很難認識到這一點,不用說港臺,就是中國大陸,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也不是很多。

作為臺灣的統派,處於各種觀念交鋒之風口浪尖,應該比一般的大陸人和臺灣人有更高的眼界認識到國家統一的文明意義。作為大陸的執政者,也要從同樣的文明高度來旗幟鮮明地支持臺灣的統派,而不是模仿選舉政治中的利害計算,將過多的資源花在那些機會主義的政客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