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事件反映了美國國力衰退的趨向。該事件其實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經濟精心策劃的一次伏擊，但大陸的輿論對此事的反應較為樂觀。美國和歐盟等國仔細檢視了中國棉花的整體情況，發現其中有一部分的棉業，必須依賴自美國進口的棉花。

新疆出產的棉花是有品質差異的。北疆準噶爾盆地的棉田面積雖大，但不完全適合種植品種最好的棉花，並且幾乎全數採用機械採收，容易混入葉子（或必須噴灑落葉劑和農藥）損害棉花的品質；南疆塔里木盆地的棉田面積較小，種植品質較佳的長絨棉，主要由維吾爾的棉農來種植，並以手工採收方式保障了棉花的品質。南疆品相好、賣相好的棉花，收購價格比北疆高上一倍。相較於南疆的長絨棉一部分出口，一部分銷售予中國大陸優秀的棉紡織企業，北疆的棉花大多數出口到越南等其他棉業國家。中國大陸紡織業的原料缺口，反而以美國進口的棉花來填補。

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精心算計下，打擊新疆的棉業幾乎等同於打擊全中國的棉業。假如新疆的棉紡織業遭受重大打擊，中國傳統產業的西移也會受到衝擊，再進一步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必然受到重挫。西方在清楚地算計後決定出手，他們即使不是用「血棉花」的輿論敘事，也會用其他藉口。

以新疆為切入點來打擊中國向來是西方的傳統，1830年至今的191年間從未間斷過。新疆爆發的所有政治事件和動亂裡，都可以找到試圖藉此影響中國政局和經濟的外來因素。當前的外來因素，追根究柢就是美國對自身經濟、制度喪失自信，充滿了焦慮。美國在歐巴馬時代，已經明確地體認到中國將會崛起，而在地球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中國人若過上美國人的生活，將使得美國人無法繼續過原先的奢糜日子。因此，歐巴馬時代已開始實行非常明確、強力的「遏制中國」政策，在經歷川普時期露骨卻未必有效的手段之後，拜登清楚宣告在其任內絕不允許中國實現世界第一富強國家的目標。即使中國屢次重申這個目標並不存在，拜登仍固執己見。西方國家刻意把中國塑造成敵人，這背後的原因是，不僅美國還包括它的北約盟友、歐盟等各個國家，都面臨自身政治和經濟狀況明顯衰退的疲態，他們愈是疲弱愈要加大打擊想像中的對手，即便不擇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冷戰和後冷戰時期，西方對付中國的手段不同。在冷戰時期，美國和歐洲的國力具有絕對強勢，對付中國時是自信的。在政治、經濟和戰略的施壓外，它們還依賴情報和學術研究的支持。從已解密的中央情報局檔案能看出，西方當時的情報工作和學術研究都做得相當有效。就以「1949年為何失去中國」的歷史檢討為例，它們投資相當多的資源到中國研究領域，充裕的經費造就了所謂「中國研究」的學者。這些學者在蒐集史料和研究方法上非常嚴謹，提供了很多具有參考價值、高品質的研究典範，某種程度上遠超過當時的中國學術界。不是中國學術界的程度不好，而是當時的中國不具備同等的經費和條件，更傾向於傳統的研究，重視古代史，而非近代、現代史的研究。在冷戰時期，提供予決策當局參考的西方學術研究品質很高，政府的決策品質就比較高、比較理性，比如尼克森當局在1970年代和中國的合作，便是以高品質的研究為基礎。到了後冷戰時期，美國和歐洲面對中國的崛起開始喪失了自信，情報工作和學術研究也呈現急功近利的傾向。它們為了快速獲取情報，竟仰賴重金懸賞下的民間研究機構（也就是所謂的「智庫」），以及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提供所謂「內幕」，作為兩大消息來源。

許多未受過學術研究訓練的人在重賞之下加入智庫，他們不懂得如何蒐集、分析資料來得出學術結論，提供新疆情報予美國的德籍人士鄭國恩（Adrian Zenz）就是。鄭國恩蒐集的資料來自於網路，網路資訊缺乏傳統媒體的查證程序，往往充斥不實謠言，使人無從分辨。另一方面，鄭國恩憑藉著空拍、衛星照片做研究，卻沒有能力解讀（西方和臺灣都看不到的）大規模社區建設，就直觀地認定一大片長得一樣的房屋是所謂的「集中營」。類似的謬誤，還包括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等「智庫」，延攬非專業人士從事研究，嚴重降低了研究品質。

西方另一種情報來源，主要是招攬離開中國的人來提供所謂的「內幕」。臺灣就有類似的經驗，「匪情通報」裡的資料，是冷戰時期所謂的「反共義士」跑到臺灣，提供最直接的「匪情」。當他們離開大陸一久，可提供的資訊用盡後，為了繼續領取津貼，往往就去翻看香港報紙，再編造出所謂「情報」。他們除了最初有點價值的親身經驗外，餘下的「情報」幾乎一文不值。現今海外的情形亦然，很多剛離開中國大陸的人，為了維生，向西方情報機構提供直接的經歷，直到再也無從供給，便揣摩情報機構的需求，蒐集網路的文字資料搪塞。西方等國在急切的政治需求下，全數接收這類低品質的研究報告，嚴重影響決策品質。

對此，被美國視作對手、被西方國家視為異己的中國，應當要體認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自信的根源，以及他們決策品質低落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