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當得起「定海神針」？

《港區國安法》只是在法律上動用國家機器去嚇阻與祖國離心離德的港獨分子，但它當得起定海神針嗎？香港社會從此就能徹底穩下來嗎？筆者是深深懷疑的。因為如《論語》中孔子曰：「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強力執法只是一種威懾嚇阻，消除不了病灶。

「反修例」動亂能持續一年之久，而且在年輕人中獲得了壓倒性的認同和廣泛參與，讓大陸官方和民眾都頗覺意外。「反修例」示威活動在夏季十分潮濕悶熱的香港街頭如火如荼、遍地開花，勇武派令人瞠目結舌的殊死對抗，這一切都說明這批年輕人絕不可能只為了金錢而上街。一年來港警逮捕了九千多人，而數次重要遊行都能號召到幾十萬人上街，遠超過撐警集會規模，社會氣氛也越來越壓抑，越到後來越沒有人敢站出來反黑暴。儘管從街頭示威人群行頭的統一和專業度，以及組織分工的井然有序來看，他們背後絕對有黑金支持，但大多數參與示威的青年人主要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為了他們的「政治理念」，這一點是必須認識清楚的。這種「政治理念」，儘管時常喊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口號，但其最大的重疊共識其實是「反中國」，也就是拒絕祖國的身分認同。所以運動中抗議的香港人會反覆洩憤於中國的國旗，會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街頭實體店鋪以及還有中華認同的香港人店鋪進行打砸破壞，所以如「兔主席」等香港運動最密切的觀察家等都將香港這場街頭運動視為身分認同政治表達，並且帶有恐怖主義和納粹色彩。

2019年7月21日，反中亂港分子圍堵香港中聯辦，並向懸掛於大樓門口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更在辦公大樓外噴塗侮辱性字眼，公然汙衊國家主權。

2019年7月1日，反修例暴亂的暴徒衝入香港特區立法會，大肆破壞立法會的設施，圖中的暴徒將香港特區區徽塗黑。

香港主權回歸　教育失守

一個讓人費解和意想不到的事實是：香港這片土地上，對祖國沒有認同和歸屬感的人，竟然主要是九七香港回歸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換句話說，香港回歸後成長起來的人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竟然遠遠不如成長於港英時期的港人，而這揭露出一個赤裸裸的事實：九七回歸後，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的確犯了巨大失誤，這種失誤表現為香港的教育系統主導權基本上被反對派暗中侵蝕滲透。從幼兒園教學到大學教育，香港的整個教育階段都充滿了「黃師」和「黃教材」；在黑暴運動中，中學校長對暴力示威被抓的學生竟然是慰問且幫忙聯繫律師，並表態不會開除涉事學生。本是國際著名科學家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在本地生一邊倒的政治傾向和巨大施壓下，被逼著倒向學生立場來擺脫困境。段崇智在危難關頭的軟弱和同流合污固然算不上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但我們也要看到香港校園烏雲罩頂的氣氛給他帶來了多大的壓力。反港警、反港府、反中國已經成為香港校園的絕對政治正確，在這種氣氛中同情學生所受壓力要遠遠輕於同情員警。

那麼，香港學校教育的失守到底是怎麼造成的呢？

今年5月14日，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負責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之歷史科試題中，竟出現美化日本侵略中國的題目（圖中圈選處）。

特區政府緣何失職失能？

筆者以為，香港教育的失守，不能僅僅歸咎於歷代特首施政不力。在這次香港動亂中，內地很多媒體提到董建華任特首時進行通識科改革，使得很多通識科教材淪為反華教本。但豈止通識科教材有問題，從小學到大學教材、課程甚至試卷，歪曲歷史醜化祖國的事實比比皆是，蔚為風氣。問題是：港府和中聯辦為何沒能及時防微杜漸？他們當然早有發現，只是礙於自縛手腳，沒有能力更沒有意志去阻攔。2003年董建華特首任內準備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當年七一遊行激起50萬人上街後，中央和港府便決定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我十分清晰地記得，董特首宣布撤回條例草案時，其中一個說辭是現階段重心仍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紓解民困，既然國安立法引起如此大的爭議，那不妨再等等。這一等便又是十幾年，以至於延宕到回歸23年後，《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憲制義務始終付諸闕如。對香港民意的這種忌憚，根本上源於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自信不足，所以寧願放棄爭論，埋首先發展經濟。

一國兩制未隨國家戰略與時俱進

反對派有恃無恐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國策的其中一個定調就是：不再與西方爭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而是吸收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一切高效手段埋頭生產和貿易。所以美國理論家福山在1980年代後期公開喊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命運，以蘇聯、中國為代表的挑戰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已在事實層面落敗。在這樣的西方宣傳面前，一心一意低頭補課發展經濟的中國其實毫無招架之力，只使用了一個「國情論」來象徵性地抗拒——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所以西方應該尊重符合這種特殊國情的特殊制度選擇。這樣的回答其實很蒼白無力，不僅西方會認為這是一種明知錯了卻要強辯的不真誠，就連中國國內對自己的這套政治理論也很難心悅誠服，更惶論自信滿滿。於是我們看到中國的官員在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上越來越賣力，但所謂的黨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卻一潰千里──在義務教育階段，那些理論成為「思想品德」課需要「死記硬背」的考試答案，是沒有意義的教條主義；在大學裡，政治課成了最不受大學生歡迎的照本宣科死氣沉沉的水課；甚至在官員培訓裡，這些話不過成為對中央政策政治表態與站隊的象徵意義，再也觸動不了官員的靈魂，再也沒有早期革命年代對「馬克思主義救中國」、「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那種真誠信仰。這一切的原因源於自上而下的「理論不自信」。充滿革命鬥爭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確與現實的政治選擇不那麼協調。

無法觸及靈魂的思想教育，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改革開放以來日日處在利欲膠漆盆中的黨員幹部大片大片地腐化，吏治潰敗，讓本就不自信的意識形態表達更加弱勢。中英商談香港回歸時，正是剛剛開始改革開放之時，中國在意識形態調門上較為弱勢，這也是「一國兩制」做為最終回歸選項的由來。中國雖然在主權上收回了香港，但英國殖民時期的一切舊有制度通盤保留，甚至連象徵中央主權的司法終審權也授予香港法院，而香港法院還繼續從英聯邦國家遴選外籍法官。2003年香港特區嘗試國安立法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雖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普遍貧窮，且吏治腐敗更趨嚴重，意識形態相較西方更顯弱勢。此時的中國大陸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年，正亦步亦趨按照國際規則（實即西方規則）來改革經濟制度，渴望與國際接軌。當50萬香港市民上街抗議港區國安立法時，畏懼國際輿論壓力並且不想因意識形態爭議再起而中斷經濟發展議程的中央政府選擇了後退。

無論香港反對派，還是西方世界，都看到並利用了中央政府的這一怯弱和息事寧人的心理，斷定中央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哪怕把香港打造為反華基地和對華情報前哨站，中央政府懾於民意，也只能聽之任之。我們注意到，香港泛民主派這二十多年來，變得越來越暴戾和偏激，立法會也越來越無法理性問政，而滑向了臺灣立法院那樣動轍打群架的悲哀景象。為何泛民反對派會這麼心急？一方面，鑒於中央嚴守「兩制」，屢屢對民意姑息，他們撥著生米做成熟飯的如意算盤，認為裹挾大部分民意便可逼中央政府就範，將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的權力從中央手中徹底奪走。另一方面，國際局勢大變，而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正在努力澄清吏治、革新意識形態，使得泛民反對派覺得時不我待。十八大以來，中央政府可謂刮骨療毒，對官僚系統的腐敗亂象進行了鐵血肅清，官場腐敗之風初步遏除，失掉的民心民意有所撥反；另一方面，習近平在黨內重新發起了「思想整風運動」（即「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試圖讓黨員幹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文化自信才能帶來真正的理論自信

十八大、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屆政府對於社交媒體輿論，高校思想政治以及媒體生態都加強了控制和革新，到目前為止確實相當深刻地扭轉了社會輿論態勢，使得官方的聲音再次成為民間輿論主流。但筆者以為這種高壓嚴控而來的輿論環境好轉只能是短期權宜之計，而非長久良策。畢竟輿論宜疏不宜堵。而且強力管控能讓態度一時軟化，卻很難讓思想根本轉變。自上而下的思想整風仍然不過是政治表態和站隊，並沒有形成自上而下、內心真正擁護的核心價值觀。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於現代中國社會，已完成它指導革命建政的歷史使命，現在不但全國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連中共都不再是「無產階級政黨」。它的字句和理論已很難再打動人心，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對道德和宗教的漠視和不屑，也無法解決一個現代人身處繁雜世界的安身立命問題，它是一個過時了的革命時代產物。現代的中國尚不能斷然拋棄它，只因為它曾是現政權的思想武器，以及參與塑造中國一段不平凡的歷史，所以它保持著表面一成不變的面孔，卻在精神實質上從最有戰鬥力和號召力的思想變成了最沒有力量的口號。人類的歷史經驗證明，一切沒有經歷過歷史長河大浪淘沙檢驗的理論，都沒有永恆的生命力。很可惜，馬克思主義不屬於那種具有永恆生命力的偉大思想理論。當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社會鼓起革命洶湧之潮時，它曾經將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思想視為完全過時的封建思想而被革命者棄之如敝屣。但僅僅百年過去，慢慢靜下來的常態社會卻又開始呼喚傳統的回歸。這個時代敏感的先行者重新發現能摶聚人心一、兩千年的儒家思想飽藏智慧，只因它對人性有著最深刻的洞見，更因為歷史上長期參與國家治理，而有著對於政治方方面面的思考。

儒家思想參與塑造了中國一、兩千年的歷史，是最能深刻體貼國人心性的思想智慧。當革命退潮，儒家思想竟然在現代中國這樣一個經歷過空前絕後反傳統運動、官方體系對民間社會的控制也極其強大的情況下，又死灰復燃，並大有星火燎原之勢。這再一次證明了久經歷史長河洗禮的古老智慧有著強韌的生命力。基本由民間自發刮起並蔚為熱潮的國學熱，慢慢被官方注意到，並在黨內引起了相當的爭議──畢竟這是一個曾經靠「革傳統（尤其是儒家）的命」而起的政黨，再次擁抱儒家傳統會不會步伐太快到自革己命？不少黨內同志有著種種憂心，2011年在天安門廣場外樹立起的孔子像又被悄悄移走便是黨內這種思想鬥爭的標誌性事件。但其實，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已別無選擇，它只能做為「中華5千年道統的繼承者」而長存，不能做為「反幾千年傳統的革命者」而永續。當執政黨在黨內反擊否定革命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時，它也不可避免會碰到做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如何避免否定自我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儘管黨內仍然存在爭論，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傾向於將傳統文化裝進馬克思主義的舊瓶裡，並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筆者看好這一潛移默化的轉變。

意識形態上的失聲和弱勢，其實是經濟、科技實力慢慢強大的現代中國在國際上最大的軟肋。當年政府在國外廣泛舉辦孔子學院時，很多國人還不能理解為何要以「孔子」命名這樣一個語言和文化交流機構，但事實上政府別無選擇。因為號為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根本無法在國外進行宣介，也無法在國際上代表「中國形象」。這樣一個尷尬的意識形態處境不僅使中國在擴展國際影響力時束手束腳，在處理港、臺等國家統一問題時同樣被動。由於經歷不同的近代史，時至今日，香港和臺灣社會已完全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也因而將中國的體制視做洪水猛獸，所謂的「港獨」、「臺獨」歸根結底就是不惜割斷與中華民族的族源、文化聯繫也要拒斥加入現代中國。這種離心離德，本質上是延續西方輿論對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妖魔化和刻板成見。

文化促統　才能心靈契合

由於中國政府自己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都不夠自信，面對來自港、臺民眾的這種敵意和狐疑，他們採用了以貧濟富、以利誘之的綏靖政策。大陸無論對香港還是臺灣（這二者時至今日以人均所得論都遠比大陸富裕），都是無原則讓利，試圖用利益感召民眾對祖國的向心力。臺灣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亂及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史無前例高票當選，香港2019年大爆發的反修例運動及本土激進反對派在區議會選舉的壓倒性勝利，宣告大陸經濟讓利、只重民生之港臺政策的徹底失敗，而且敗得相當難堪——在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大國，即將迎來跌挫百年後再次民族復興的當口，我們在港臺的同文同種的同胞卻對祖國表達出最大的惡意與冷感。除了香港反對派和臺灣民進黨處心積慮的煽動外，中央政府的港臺政策確實始終未能直面真正成問題的問題——認同問題。

或許中央政府知曉自己的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下風和弱勢，所以避而不談，專從加深陸港及兩岸經貿聯繫入手，希望民間在經貿、商旅的交流中自然而然拉進心靈距離。事實證明，這是一種嚴重誤判。物質利益拉攏不了真正的民心，而港、臺的反對派將這稱之為中共的「統戰」政策，實在是高估了其性質。「統戰」做為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它從來就不是以利相合，而是以義相召；它從來就不是物質利益的分配，而是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無怪乎「劫大陸之貧濟港臺之富」的「統戰」政策，幾十年下來，結果卻是完全走到了統戰的反面，這是多麼慘重的代價！

事實證明，港臺的認同問題還是只能從意識形態層面直接面對、解決。做為文明型國家，只有那個在歷史上將無數民族融為一體、參與塑造了中國之為中國、主張大一統的儒家文化，才可能是受過歷史創傷的海峽兩岸、陸港兩地人民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面對儼如文革再現的港臺社會，這顯然也是一條任重道遠但正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