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年一月十八日
(本篇文章還剩餘 100% 未讀)
您的當前位置:首頁 > 社論 > 正文

量身定做的「正義」不是正義

解讀蔡英文5.20演說(一)

作者 | 主筆室 主筆室 : 《遠望》雜誌

今(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其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重申她在1月11日勝選感言中的承諾,要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於是在下一任期,她會「超前部署,讓臺灣脫胎換骨」。事實上,過去四年中,民進黨當局早已「超前部署」,開始打造他們心目中的「更好的國家」。這個「國家改造工程」被他們包裝成「轉型正義」,在島內占領了道德制高點,所向披靡,無堅不摧。但是,民進黨宣稱的「轉型正義」帶有極大的欺騙性,必須嚴正揭穿,否則「脫胎換骨」之後,在歷史上被不義體制迫害的犧牲者將沉冤難雪,兩岸及島內也終難獲致真正而長遠的和解。

根據聯合國秘書處在2010年3月發布的《聯合國轉型正義指南》(United Nations Approach to Transitional Justice),「轉型正義」是指一個社會為了平撫過去歷史中大規模的迫害所遺下的傷害,以求確保究責、伸張正義並達成和解,因此而推動的全方位的程序和機制(the full range of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a society’s attempt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legacy of large-scale past abuses, in order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serve justice and achieve reconciliation)。由這個定義中「大規模」(large-scale)一詞可以看出:轉型正義所針對的是由整個不義的體制(政體的「型態」)對人民所造成的大規模傷害,其目標是要將體制導回正軌,並防止未來再度出現不義體制。因此,轉型正義的目的是「政治體制」的「轉型」,而不是「統治權力」的「轉手」。


臺灣史上的不義體制

臺灣史上出現過的不義體制,有西班牙、荷蘭及日本的「殖民體制」(以超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為主),和二次大戰之後國民黨建立的「內戰體制」。

在這兩個不義體制中,殖民體制是一個民族以其國家力量奴役、剝削另一民族的體制,其不義的本質非常清楚。但是,從臺獨運動在1980年代興起以來,有一種歷史敘事逐漸成為主流,即將西班牙、荷蘭、鄭氏三代延平郡王、清朝、日據、中華民國,直到馬英九當政後期為止,這一系列在臺統治者一概統稱「外來政權」。於是鄭氏、清朝、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都成為(準)殖民政權,而且還是比日據時期真正的殖民政權「落伍」的統治型態。

實際上,鄭氏和清朝在臺灣所建立的統治體制,是中國傳統的政體。雖然在其治下也有為了建立統治秩序而生的衝突或爭戰,可是在中國傳統天下觀裡,並無基於血緣的種族歧視,也沒有為了掠奪資源而奴役、剝削原住民的意圖,因此絕不能與西、荷、日本建立的殖民統治相比,更不能以「外來政權」一詞混為一談。至於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其所有的缺點、問題,都與日本殖民統治的「種族主義」無關。

首先,中國文化裡本來就缺乏「種族主義」的基因,因此我們可看到明初奉朝廷之命移居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完全融入琉球民族,其後人鄭迵還成為琉球人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也可見到清朝不以開發利用為目的而治臺(如渡臺禁令、禁漢人入山侵墾;1683年收臺,卻至兩百年後的1885年才設省);居住於臺灣平地的平埔族則高度漢化,甚至可參加科舉。這些都是在西、荷、日本的「正宗」殖民統治下不可能見到的史實。

西、荷、日本等殖民者是為了明確的經濟掠奪目的而侵臺,但鄭成功攻臺,是為了反清復明;清康熙將臺灣收入版圖,是為了鞏固邊防;清朝在1874年日本侵臺的「牡丹社事件」後推動「開山撫番」,更是為了避免日本(或西方國家)藉口中國對臺灣山地及東部不能「有效統治」而再度犯臺。這些作為,都沒有在經濟上壓榨、剝削臺灣人(不論是原住民或漢人)而在島上建立基於種族歧視的殖民統治之意圖。此所以在「開山撫番」期間,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王九齡所擬《埔里社章程八條》,是以「民番相安」為目的;此外,還說「生番……始如初闢之民」。可見「番」、「民」之別,在文化而不在血緣。除非我們完全否定所有與西式民主不合的政體之正當性,否則沒有理由將鄭、清時期的臺灣處境任意比做西方與日本治下的殖民統治。

二戰後依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華民國(即當時的中國)光復了臺灣,使其恢復為中國的臺灣省。1949年國民黨輸掉自己挑起的內戰,將殘餘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從「中國的南京市」,輾轉遷來「中國的臺灣省」。從歷史上看,「光復」與「內戰」的正當性截然相反,完全不可比擬。只有站在臺獨的立場,先否認臺灣「光復」的正當性,將「臺灣」自外於中國,然後才能把「國共內戰」視為(與臺灣無關的)「中國內爭」,並把1945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對臺統治」也稱為「外來政權」。但若持此觀點,則無法解釋為何國民黨當局遷臺以後,大量的外省老兵幾乎一直處於社會底層,與日據時期的在臺日人地位有天壤之別?而且日本統治臺灣半世紀,沒有「本島人」能夠躋身臺灣總督府的中上層,但國民黨政權卻能逐漸「臺灣化」,最終整個交棒給本省籍的李登輝!可見國民黨在臺建立的「內戰體制」雖然「不義」,但其本質與日本殖民體制的種族歧視完全不同。可是二戰後國民黨在臺灣建立的統治體制,其性質或被曲解為「外來政權」,或被簡化為「威權體制」,二者都忽視了其「不義體制」的真正根源──國共內戰。但若錯判了其「不義」所在,即不可能撫平真正無辜受害者的傷口,並朝向真正的「正義」而「轉型」。


國民黨「內戰體制」的建構

國民黨建立內戰體制的過程如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無視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民意,撕毀政協決議、挑起國共內戰,將包含臺灣在內的全中國捲入內戰,最後並把其殘餘政權遷到臺灣。此後,一方面在大陸東南沿海(最後縮小到金門、馬祖)延續戰火,另一方面以「動員戡亂」及「戰時狀態」為藉口,在臺澎金馬地區長期施行違憲的「內戰體制」。這段內戰體制,從法律上看,包括長達43年十個月的「動員戡亂時期」「動員戡亂時期」從1947年7月4日(在該年12月25日開始行憲前5個多月)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案〉時起算,直到1991年5月1日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年5月10日公布實施)為止,共計43年9月又27天。這個《臨時條款》有如納粹德國授予希特勒獨裁大權的《授權法》,是以「修憲」程序越權「制訂」的毫無憲法依據且嚴重扭曲憲政體制的違憲「法律」。,以及長達43年11個月的戒嚴「戒嚴權」是國家「緊急權」之一,只能在戰亂時期短期施行,且依照《戒嚴法》第2條,戒嚴地域分為「警戒地域」(戰爭或叛亂發生時受戰爭影響應警戒之地區)及「接戰地域」(作戰時攻守之地域)。由於臺灣本島及澎湖從未被內戰戰火直接波及,充其量只能算是「警戒地域」,但國民黨當局卻在臺澎宣告並實施了38年2個月的「接戰地域」戒嚴(從1949年5月20日至1987年7月14日)。至於金門、馬祖、東沙、南沙等地則是從1948年12月10日開始戒嚴,直到1992年11月7日解嚴,更長達43年11個月。這種長期且過度的戒嚴,完全違憲、違法。,現在都被籠統稱為「威權體制」而成為民進黨打擊的對象。

但是,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不義」,在於它產生於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挑起的不義內戰,後來並依附在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圍堵」(containment;大陸譯為「遏制」)政策而強化。換言之,國民黨「威權體制」之「不義」,癥結在於其目的──破壞國內和平統一、分裂國家民族;所謂「威權」,只是蔣氏父子為達其不義目的(堅持不義內戰)所採取的手段。明乎此,我們才會理解:為什麼在內戰體制下的「白色恐怖」中,特務單位著重迫害左翼統派及外省人在1950至1953年白色恐怖高峰期間,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或國防部軍法局判死刑的政治犯多押送至臺北市六張犁一處亂葬崗槍決、掩埋。據中研院調查,其中約有六至七成為外省人,可見重判死刑的政治犯以外省人為主。根據本省籍政治受難人蔡德本的《蕃薯仔哀歌》中所述,他在1954-1955年入監的13個月中,所見到的難友也多數為外省籍。今(2020)年2月26日促轉會公布「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根據戒嚴時期軍事審判的檔案顯示:「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受害者」中本省及外省受害比例為55%及44%。可見當時只占臺灣總人口13%左右的外省人卻占了已知白恐受難者中的44%,這其中還不包括被當成「精神病」關進花蓮玉里國軍精神病院(現在的榮總玉里分院「精神護理之家」)的外省老兵「政治犯病友」,更不包括1954年1月被逼迫裹脅來臺(後來長期被監管)的一萬四千多名朝鮮戰場志願軍戰俘(所謂「反共義士」)。關於後者,參看本刊2018年2月號社論〈如何改變蔡英文的「現狀」?(三)──破解「反共義士」神話〉。──因為左翼統派及外省人最容易被認為與中共有牽連。《遠望》雜誌就是由一群受過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左翼統派所創立,因此我們向來對「內戰體制」的不義性質體會最深、反對最力。

至於二二八事件,其社會心理的基礎是日本對臺灣50年殖民統治(最早的「去中國化」)及對中國大陸14年(1931-1945年)的侵略暴行,在兩岸人民之間所造成的隔閡與對立。這種心理上的距離,後來在蔣介石一手挑起的國共內戰中,被一起查緝私菸事件引燃,然後在內外各方勢力匯聚交錯下釀成悲劇。事後設想:若無日本殖民統治(及侵華戰爭)在先,或無國民黨挑起內戰在後,此一悲劇並非不可避免。因此,我們要檢討二二八事件,還是繞不開日本殖民與國共內戰。


民進黨量身定做的「正義」

與前述聯合國對「轉型正義」的定義相反,民進黨所追求的目標不是政體的「轉型」(如他們宣稱的由所謂「威權」轉為「民主憲政」),而只是政權的「轉手」(確保臺獨執政),以及在兩岸關係上的「轉向」(追求臺灣獨立)。簡言之,就是在島內徹底打倒或收編其主要政敵中國國民黨,完成政權「轉手」;然後在兩岸關係及國際上「轉向」,最終完全斬斷與中國的法理關係,達成臺灣獨立。至於其政權體制是否「民主自由」、是否合乎憲法,甚至是否延續了過去的威權體制,都不是他們在意的事。所以,民進黨轉型正義的目標不是民主憲政,而是臺灣獨立(即蔡英文所稱「一個更好的國家」)。

為了達成「臺獨」的目的,民進黨就將臺灣歷史按照其政治需要加以切割,量身定做出他們所需要的「正義」。首先,為了脫離中國,他們必須依附美日,於是必須肯定不義的日本殖民體制;另一方面還要刻意抹去兩岸關係的「內戰」性質,以便將中國大陸視為「外敵」,並給「『中國』國民黨」與島內統派扣上「親中賣臺」的帽子。最後,為了打造異於「中國人」的認同,還必須利用臺灣原住民來為「臺灣人不是中華民族」、「臺灣不屬於中國」做宣傳。於是,臺灣史上真正的「不義體制」或被刻意美化(如對日本「殖民體制」),或被有意扭曲(如對國民黨「內戰體制」),而利用被日本殖民體制壓迫最烈的原住民來做反中政治宣傳工具,更增添了臺灣史上的不義。


以「轉手」為目的的偽「轉型正義」

迄今為止,民進黨為了所謂「轉型正義」,建立了三個任務編組機關,如下表:

此表為民進黨上台後,於2016年至2019年間,為一步步剷除其島內的敵對政黨──國民黨,並且處心積慮包庇歷史上曾戕害臺灣人民最慘烈的日本殖民政府,來達到臺獨的政治目的所量身制定法規與條例。

首先,為了政權的「轉手」,民進黨在2016年上台後立即立法並成立黨產會,目的就是清算國民黨「黨產」,而且擴及其「附隨組織」,力求徹底擊潰這個早已喪失「中心思想」的最大政敵,使其再也沒有財力重整旗鼓。然後,促轉會再根據《政檔條例》沒收國民黨內部的「政治檔案」,並推動旨在完全否定國民黨歷史正當性的各種「轉型正義」措施,如選擇性地還原「歷史真相」、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公。套句大陸文革時期的流行語:黨產會要把國民黨「鬥倒」,促轉會更要把它「鬥臭」,最終把這個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教它永世不得翻身」!

當然,國民黨的「內戰體制」本來就屬不義,理當批判、轉型。但是,民進黨清算國民黨的動機純屬為了「政權轉手」,不是「政體轉型」,更與「正義」無關。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在2018年8月24日在內部會議曾以明代特務機關「東廠」自居,可見其心態完全自視為權鬥之工具。今年5月15日,媒體記者收到的據稱是駭客取得的總統府內部檔案中,蔡英文與蘇貞昌討論「促轉會補提名人選規劃」,說「所提人選……都是民間親綠學者專家」。由於民進黨始終不敢完全否認外洩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如果此處所提以「親綠」做為提名考量是真的,那麼更可見促轉會的「功能」從來不是什麼「轉型正義」,而只是繼續追殺藍營國民黨的鬥爭工具。

此所以《促轉條例》明訂以「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為「轉型正義」的對象,然後規定「威權統治時期」指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92年11月6日(金門、馬祖、東沙、南沙解嚴)。這麼一來,就把「促轉」的對象先在時間範圍上排除了在臺灣史上造成最大規模不義迫害的日本殖民體制。然後,由於該條例把國民黨政權的「不義」定性成「威權統治」,這就刻意迴避了其體制是因「內戰」而生的不義性質。於是,民進黨就可按臺獨的政治需要──繼續割裂兩岸,而非弭平內戰傷痕──來選擇其「促進轉型正義」的打擊目標。

例如,該會目前進行調查的「歷史真相」集中在對推動臺獨有利的案件,如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滅門慘案、陳文成事件等,卻不調查迫害非臺獨派的政治案件,例如韓戰「反共義士」真相、孫立人案、雷震案(包括其獄中回憶錄「遺失」案)等。在「平復司法不公」方面,也因民進黨刻意迴避國民黨挑起內戰的責任,事實上等於肯定了國民黨「反共」及迫害左翼統派的正當性,於是促轉會雖將過去受軍事審判的政治案件判決大多數撤銷,但對「確有實據」的共諜案(即使他們的目的往往是儘速結束內戰,與民休息),則都維持原判。

更有甚者,由於民進黨當局的真實目的在於臺獨、不在「民主憲政」,因此即使在促轉會進行調查的案件上,我們還可發現他們只搞「政權轉手」、不做「政體轉型」的痕跡。例如,《政檔條例》中有所謂「細胞條款」,規定「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職稱,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民進黨宣稱這是為了使當年參與「威權統治」的加害者及幫凶(如線民)之身分被揭發。但是,迄今為止所公布的調查報告,包括美麗島案、林宅血案、陳文成案,雖提到了有線民為情治單位通風報信,或特務對受害者非法逮捕、刑求逼供,但卻始終不公布這些人的身分、職稱、姓名。

今年2月促轉會公布「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號稱要公開「戒嚴時期各層級加害者」,但是我們在這個資料庫中搜尋所見,只有參與起訴、審判的軍法官、書記官,及核可判決的軍方高層(包括蔣介石)。但是,任何在當年經歷過政治迫害的人(包括許多民進黨人)都知道:真正指揮抓人辦案、刑求逼供、告密陷害的,是情治單位的大小特務,以及他們佈建的線民,至於各級軍法官固然也濫權違法,但往往只是配合特務機關辦案,使這些政治迫害包上一層「合法」的偽裝。例如,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曾公開當年帶頭迫害她父親洪子瑜的特務是「龍次雲」(保警第二總隊總隊長)。但是我們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只找得到洪子瑜案各階段的公訴人、審理人,甚至還有無足輕重的書記官,卻找不到「龍次雲」之名,當然也找不到對她父親刑求逼供的任何特務的姓名。再如去(2019)年11月21日病逝的《遠望》社委陳明忠先生,及甫於今年5月23日病逝的《遠望》榮譽發行人劉建修先生,他們一生都曾兩次入獄,飽受刑求逼供。但在這個資料庫中,當然也看不到這些在「第一線」動手迫害他們的特務「加害者」。

反之,在這個資料庫內還可查到1954年臺灣省工委會臺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案的判決書,其中提到葉城松是在1947年10月由「匪幹李登輝」介紹加入中共地下組織。但結果該案共15人被起訴,後來葉城松等五人被槍決,一人被判無期徒刑,六人被判十年徒刑,其餘三人各被判七年、五年、兩年,可說無一倖免。可是在此件大案中,唯獨「匪幹李登輝」卻能全身而退,甚至未被起訴!在那個「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的白色恐怖高峰時期,「匪幹李登輝」究竟立了什麼「功」(出賣同志?做偽證?),竟可讓特務對他高抬貴手,連前科都沒有,後來還能飛黃騰達?可以想見:民進黨的促轉會絕對不會去調查這個「匪幹李登輝」在葉城松案中的怪異角色,當然更不會去查「匪幹李登輝」(以及許多綠營政客)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參加國民黨不義體制的真相。

今年2月促轉會所公布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呈現的資料為經民進黨所篩選過的,因此不利於兩岸和解的案件沒有被如實地轉型,得到正義,任何特務的身分也沒被公開,以利民進黨繼續利用;該被清算、有利於臺獨的涉案人也沒被徹查,例如葉松城一案,其中名列出葉為「匪幹李登輝」所介紹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涉及的相關人員無一倖免,唯獨李登輝離奇地「幸免於難」、安然無恙。

今年2月促轉會所公布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呈現的資料為經民進黨所篩選過的,因此不利於兩岸和解的案件沒有被如實地轉型,得到正義,任何特務的身分也沒被公開,以利民進黨繼續利用;該被清算、有利於臺獨的涉案人也沒被徹查,例如葉松城一案,其中名列出葉為「匪幹李登輝」所介紹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涉及的相關人員無一倖免,唯獨李登輝離奇地「幸免於難」、安然無恙。


從民進黨揭露當年不義體制「加害者」的「畫地自限」看得出來:他們並不想全面檢討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特務機關及其恐怖統治的手法,只想加以收編,重建為「為臺獨服務的威權體制」。於是,民進黨當然不會按照憲政原則將「情報單位」與「治安單位」劃分,而將繼續使「情治單位」為其政治需要而監視、打擊異己。他們也不會將政治性案件之辦案指揮權交給檢察官,而仍然是由調查局指揮檢察官(甚至法官)配合辦案。在2017年12月新黨青年軍案中,我們甚至還見到以強制「傳喚證人」之名行逮捕偵訊之實、且「依法」拒絕律師到場、然後再將這些「證人」轉為「被告」的特務辦案手法。去年修國安五法、制訂《反滲透法》,將大陸視為「境外敵對勢力」,「促進統一」可能構成「外患罪」,臺獨威權法制已初步建成;從去年大選競選開始以來,民進黨當局更藉口查辦假訊息,大肆「約談」民眾(僅今年初三個多月有近五百人進警局問筆錄),甚至強闖民居,製造恐怖;刑事局「假訊息查處小組」不斷增員,查假竟成刑事人員首要工作;今年4月,調查局的「假訊息防制中心」升格為「資安工作站」。凡此種種,使人聞到越來越濃的「綠色恐怖」。

既然蔡英文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的真正目標只是「政權轉手」,當然不會充分揭露、更不會追究當年參與執行政治迫害的特務及線民──否則有誰願為民進黨正在強化的綠色恐怖效命?(參見《遠望》2018年1月號社論〈如何改變蔡英文的「現狀」?(二)──解析綠色恐怖〉)現在民進黨在二度勝選之後,一方面全面掌控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另一方面國民黨已被追殺到喪失鬥志,蔡英文當局在島內便可為所欲為。在不久的將來,當臺灣被蔡英文「脫胎換骨」之後,這個「更好的國家」將是臺獨威權體制,「特務統治依舊在,只是顏色改」。

這樣的「轉型正義」,有何「正義」可言? 


原轉會利用原住民反中

但最能揭露民進黨「轉型正義」之虛偽與不義的,是「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前已言之,中國文化裡沒有「種族主義」基因。不論是古代中國的「夷夏」之別,還是清代臺灣的「番民」之分,都是以文化判定。這使得中國文化有包容性而無侵略性,使四周族群逐漸加入「中國人」的大家庭(即所謂「漢化」),繼續共塑中國文化。不僅歷史上北方胡人大批主動漢化,清代滿人和臺灣平埔族也漢化,現在在開封還能見到一口河南話的漢化猶太人後裔。由於傳統「中國人」或「漢人」是依文化核心價值來界定的,因此從來沒有「純種漢人」,只有南腔北調、體型習俗各異的各地方漢人。

但是,民進黨為了要脫離中國、追求獨立,就必須放大臺灣與大陸原鄉之間的差異。於是,兩岸間歷史經驗的不同(臺灣曾被日本殖民)和臺灣島上非漢人族群(原住民)便被拿來利用。民進黨一方面要美化日據殖民統治(如,讚許其為臺灣現代化「奠基」),另一方面還要利用臺灣原住民來凸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於是,2015年11月29日,蔡英文參加北區原住民族後援會時,宣稱她有「排灣族」血統,甚至還有排灣族及阿美族的名字。可是,她的排灣族血統究竟是來自於她的祖母還是曾祖母,卻跟她的博士學位、升等經過一樣說不清楚。

她並於2016年上台後,立即在8月1日「原住民日」向臺灣原住民「道歉」。在其「道歉」中,她承諾打造一個「正義的國家」、「真正多元而平等的國家」,為此將在總統府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原轉會),由她親自擔任召集人。但是,這個設計根本是一個繼續利用、再度屈辱原住民族的陰謀。

如前所述,蔡英文為了臺獨(反中),必須利用島上的原住民;但同樣是為了臺獨(親日),她又必須迴避批判在歷史上迫害原住民族最嚴重的日本殖民體制。於是,她既要利用原住民來反中,又不能受制於原住民議題(免得延燒成反日),蔡英文便將所謂「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與針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轉型正義」切割開來,然後再於「道歉」的同日發布一個由她一手核定的行政命令《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設置要點》。外表看起來,隸屬總統府的「原轉會」比行政院下的「黨產會」、「促轉會」地位更高,但實際上後二者是由立法設置,雖然目的不正,但都有法定大權,是「有牙老虎」;而「原轉會」只是基於蔡英文發布的行政命令而成立,按其《設置要點》規定只是一個「協商之平台」,是一個臨時性的諮詢機關,與她在同日「道歉」文中所誇稱的「原住民族集體決策的機制」相差甚遠。並且,「原轉會」既然由蔡英文親自召集、主持,那麼其人選、議程、甚至結論,都不至於「失控」,可以完全為蔡英文的臺獨政治需要服務。真可謂運用之妙,全存乎她一人之心!

明乎此,我們就會明白:蔡英文對原住民的利用是真,承諾是假。因此,當2019年1月習近平發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講話〉,2月19日原轉會的原住民族代表就發表公開信,宣稱「臺灣原住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關於「臺灣原住民族與臺灣的主體性,拒絕威脅也不退讓」。但是,蔡在2016年8月1日「道歉」中承認「當年,(國民黨)政府在雅美族(又稱達悟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並為「蘭嶼的族人承受核廢料的傷害」向雅美族人道歉。而且,早在2005年2月,民進黨陳水扁當局推動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中就規定「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第31條)。結果,蔡英文的「道歉」卻只帶來「賠償」。她在去(2019)年11月宣布,要對蘭嶼回溯補償25.5億元成立基金會,未來每三年還會撥2.2億元做為土地補償金。但她就是不承諾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將蘭嶼核廢料移走。有如日本在琉球打造「基地經濟」來誘使琉球人接受當地美軍基地,蔡英文顯然也想在蘭嶼打造「核廢料經濟」,來誘使雅美族人願意與「核廢料蘭嶼貯存場」長期共存!

可見,「原轉會」既然只是把原住民當做反中求獨的工具,那麼其所推動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勢必比針對國民黨的「促轉會」更加虛偽。


原轉會延續殖民統治的不義

然而,「原轉會」的最大問題在於迴避了日本殖民統治對原住民族造成的大規模傷害。

日本的「皇國史觀」認為自己是「天照大神」子孫所建立的「神國」,對於任何其他民族都居於優越地位。因此,與中國相反,「種族主義」恰恰是日本文化基因的核心要素。因此,被譽為日本明治維新「啟蒙思想家」、迄今仍印在一萬元面額日幣鈔票上的福澤諭吉,在1896年在其所辦的《時事新報》上主張:「(臺灣)割地的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關於處理該島的問題,當局者應該僅考慮土地,斷不可把島民置於眼裡。應該抱持一種覺悟,以為實際上得到名叫臺灣的無人島,從而決定經營的大方針」(7月29日);「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以殲滅醜類。」(8月8日)於日本殖民臺灣初期(1898-1906年)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亦曾宣稱他是以「生物學的原則」做為治臺原則。臺大政治系榮譽教授許介鱗就指出:「所謂『生物學的原則』,說穿了,就是將臺灣島民視如動物,分成『綿羊』與『野獸』兩類。綿羊留下來,做為割取羊毛之用,野獸則設計陷阱,捕殺殆盡。」

基於福澤諭吉留島不留人的思想,日本大量占有臺灣土地。1895年一占領臺灣,就制定《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規定:缺乏可證明所有權的山林原野,全為官方所有;隔年總督府再頒布《臺灣總督府撫墾署官制》,訂立「蕃地」即「官有地」之原則。由於原住民並無私有地概念,其傳統領域是以「共有地」(如同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commons)形式存在的。於是在日本殖民體制法規下,原住民在自己的祖居地上淪為任憑殖民者奴役剝削的寄居者。最後,當臺灣中部的賽德克族忍無可忍,於1930年發起「霧社事件」後,日本竟用違反國際法的毒氣進行鎮壓。戰後國民黨先是直接將日本「官有地」改為公有地,後來有些土地又逐漸被商業資本侵入或被漢人取得。2017年2月18日,蔡英文當局公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將私有地排除,不劃入傳統領域。這就使得已被商業資本占有或被漢人取得的原住民傳統領地再難恢復。顯然,如果迴避檢討、批判日據時期大量侵占原住民傳統地域的殖民體制,不可能合理解決原住民族的「土地正義」問題。

然而,日本殖民統治對原住民(以及臺灣漢人)造成的最大傷害是把他們視為「動物」的野蠻思想,也就是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後藤新平的名言「比目魚不會變成金眼鯛」,充分顯現了他的種族歧視心態。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中,日本殖民者將臺灣排灣族高士佛社的24名原住民送到倫敦,當做日本殖民的戰利品「人類動物園」展示。 同年6月21日,日本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向正在臺灣北部鎮壓原住民抗日的日軍下達殘暴的命令:如糧食缺乏時,即「以大嵙崁蕃人之肉來充飢」。在這樣的不把臺灣原住民視為「人」的暴虐心態下,依據日本自身的統計,在1896-1920年間(尚不包括1930年的霧社事件),就曾「討伐」「生蕃」138次,殺7,080人、傷4,123人,死傷人數約占當時先住民人口數的8分之1。當劫後餘生的「蕃人」歸順以後,日本殖民政府還將「蕃童」的教育由負責經濟事務的民政局殖產部負責,並由未受過師範教育的日本警察擔任老師,可見其「教育」目的只是為了經濟目的而馴化、剝削原住民。

665ba169-d160-4259-8fc9-845994f474fa.jpeg

1910年,24名排灣原住民與兩名日本警官出發前往倫敦參加日英博覽會前攝於臺灣。(圖片來自原委會網站/胡家瑜提供,參見:https://pic.pimg.tw/jgchia510426/1455285546-2486764109.jpg?v=1455285632


此外,日本基於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在明治維新時期從西方輸入了為殖民主義服務的「體質人類學」,用來研究被日本人視為低等人類的琉球人、中國漢人及臺灣原住民。1895年,日本剛剛在臺灣建立殖民統治,就成立了「蕃情研究會」,發行會刊《蕃情研究會志》,這是最早在臺灣發行的原住民研究刊物。按照該會的內部分工,其第一部門的研究主題就是「蕃人的生理及解剖」。從此直到日據末期,日本的一批「人類學者」,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金關丈夫(以及他們訓練出來的漢人助手),一直在研究臺灣島上的漢人及原住民的文化及「生理及解剖」。

金關丈夫(1897-1983)於1936年4月開始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7月便至霧社發掘1931年4月第二次霧社事件的死者遺骸。當時霧社駐在所的警察協助將挖掘出的骨骸寄給金關,後來還將陸續發現的1930年5月第一次霧社事件的亡者骨骸一併寄到臺北帝大解剖科。而霧社事件領導者莫那魯道(Mona Rudo)的完整遺骸也在總督府警務局的協助下,於1934年成為臺北帝大的收藏,直到1973年在臺大李亦園教授等人的呼籲下歸葬霧社,成為返還遺骨的第一例。

金關對臺灣「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傳統影響很深。此外,因為金關也在琉球盜挖琉球人骨骸,使得臺灣大學也曾經收藏63具琉球人骨。而這種把原住民僅視作體質人類學研究對象(而非有尊嚴的「人」)的心態及作風,一直延續到戰後。

根據臺灣大學解剖學教授蔡鍚圭在2012年發表文章回憶,臺大「體質人類學研究室」收藏了許多人骨標本,其中大多是金關丈夫留下者。而臺大在戰後延續了金關丈夫這種蒐集人骨標本的「學術傳統」。蔡鍚圭說:1957年臺大余錦泉教授得知花蓮馬遠部落的布農族原住民要遷移墓地,便「與村長交涉,在獲得村民大會、派出所與鄉長的同意後,於1960年開始挖掘,並運回50具骨骼標本」。蔡鍚圭,〈臺大學術資產-史跡篇:體質人類學研究室〉,《臺大校友雙月刊》,83期,2012年9月,頁37-42。根據2008年的紀錄,臺大醫學院解剖科藏有約1,580具人體遺骸,其中207具來自原住民族中的五個族群,120具得來自兩個平埔族群,其他包括琉球人及臺灣漢人。以馬遠先人遺骨標本進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報告計12篇。此一消息後來被某人類學研究生貼上網路,引發原住民社群高度關注,於是外界才注意到臺大還有這樣一批「收藏」。

2017年6月,馬遠部落原住民成立「還我祖先遺骨自救會」(次年更名為「馬遠部落會議還我祖先遺骨工作小組」),要求臺大返還祖先遺骨。在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介入協調下,臺大終於同意返還遺骨。但整個程序進度緩慢。2018年7月12日,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呼籲臺大妥善處理歸還事宜。根據此一報告,馬遠部落耆老表示,1957年正值戒嚴時期,即使挖掘遺骨行為嚴重觸犯布農族傳統禁忌,部落族人迫於形勢也不敢違抗。此外,該調查還披露,臺大未將人骨標本列入校產清冊登帳管理,且當初記載就不完整,導致確切數量查證困難。經臺大清查發現,現存人骨標本有60具,其中43具成人骨裝箱保存,其餘17具小兒骨骸因不符研究需求,混存於其他人種骨骸中無法區別。至於馬遠自救會提出的條件,包括要求道歉、遺骨保全、補償、歸還遺骨、建立遺骨館與紀念碑、歸還儀典與進行DNA檢測等,臺大大多同意。但因補償涉及預算,而建碑需要土地,DNA檢測也有成本考量,因此延宕至今。

這整起事件顯示:臺大的體質人類學(或解剖學)研究者仍與其日本老師金關丈夫等人一樣,僅把研究對象(人)視為「生物」,並不尊重原住民的尊嚴與意願。蔡英文當局對此事態度也不積極,任其延宕。可見蔡英文可以表演向原住民「道歉」,還敲鑼打鼓地成立「原轉會」,但是在實際面對原住民所需的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時,卻跟日據時期的殖民者一樣傲慢。

只要蔡英文繼續迴避日本殖民體制所造成、遺下的不義,臺灣原住民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嚴與正義。原住民只能在蔡英文的伴食機關「原轉會」中被她當做反中求獨的政治工具,但所有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犧牲的原住民(以及臺灣漢人),將如同在國民黨內戰體制下犧牲的左翼統派一樣,永遠沉冤難雪。


量身定做的「正義」就是不義

臺灣社會先經歷了半世紀的日本殖民體制,再經歷46年的國民黨內戰體制,累積了一個世紀的不義,接著卻陷入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謀劃的臺獨建國工程之中。結果,殖民體制內含的種族主義和內戰體制內含的極端反共都未受到批判與清除,還被臺獨繼承來反中國、反中共。目前民進黨力推的「轉型正義」完全不是為了體制轉型,只是為了政權轉手、兩岸關係轉向,並且為了精確配合臺獨的政治需要不斷切割、扭曲。這樣量身定做的「轉型正義」,不但不是正義,根本就是不義,是踐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