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縣市長選舉結束後，島內和大陸針對選舉結果出現了若干種解讀。臺灣島內傳統上支持國民黨的部分選民，將這次民進黨的失敗，解讀為國民黨價值的復興，並樂觀預期兩岸關係回溫，臺灣經濟復甦。

大陸則有兩種比較流行的解讀。主觀上抱持強烈國家統一理念的一種見解認為，以韓國瑜為代表的國民黨參選人的勝利，代表臺獨觀念已經退潮，臺獨政治勢力大勢已去，兩岸和平統一前景可期。選前一些大陸的觀察者見到韓國瑜提及「九二共識」，便一廂情願地認定韓國瑜傾向統一，甚至認為韓就是未來臺灣特別行政區特首的適當人選，一廂情願地將韓對「九二共識」的解釋「一中就是中華民國，我愛中華民國」，修改為「我愛中華」，解釋成為韓的強烈民族情感。選後，包括隸屬大陸最高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臺灣研究專家在內的不少人，更認定馬英九和韓國瑜等人「內心真誠」期望統一，也將努力推動統一。

另一種推崇西式「民主」制度的見解，面對臺灣選舉後的「政黨輪替」，充滿欽羨，言談間難掩興奮。這種見解認為：臺灣「有秩序」的選舉輪政，是「『主權在民』原則的再確認」，臺灣人民透過「民眾的抗爭和充分參與」，使政治「徹底擺脫了金錢政治，避免了選舉不公正的危險」，證明「在法治國家，選舉可以是公正、文明的」、在「選票面前，人人平等，連蔡英文也排隊領票」，而「選舉失利，有人更坦然、勇敢地承擔責任」；他們進一步推論：「統治的合法性，來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槍桿子裡出政權是野蠻，自由選舉才是文明」；「民主不會造成混亂，中國人也能走上民主之路」；「有健康的反對黨，才是民主的常態」。

這三種見解，都是對臺灣選舉結果的嚴重誤讀。「閃回」到真實世界中發生過無數次的場景，這樣出自書齋的解讀就更顯得突兀：大陸人在海外遇見「臺灣同胞」，每每興奮地詢問「你也是中國人吧？」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對不起，我不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誰是中國人？！『中』你個頭啦！」近年來，來臺短期訪問、交換的大陸學生通常也會一廂情願地認定他與臺灣夥伴成功地「心靈接近」的快樂，但在臺長期就學的陸生卻都會感受到臺灣人用自掘的心靈鴻溝拒他們於千里之外的痛苦。

臺灣只是一座不大的島嶼，但它在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政治、文化、社會變遷的全貌，即便對於島內的住民而言，都有身在廬山而不識其真面目的困擾，對於在實體空間和心理空間上都有分隔的大陸而言，臺灣的真實場景往往超出了觀察者理解的範圍。本文希望從幾個角度，有針對性地拉近大陸觀察者與臺灣的距離。

「臺式民主」的真相

首先，針對最後那種推崇「民主」的見解。這種觀察只看到「輪替」的表象，卻沒有看到「輪替」後面的內容。

臺灣自開放黨禁、全面推行各級民代和行政首長選舉以來，除做票賄選行為減少之外，政治的根本目標仍遭到扭曲，政治的根本道德準則並未得到遵循，在這種背景和選舉文化下的「輪替」，其實是「淺碟政治」與「仇恨政治」的體現。

臺灣的投票制度當然並非全然無效，在投票制度發揮一定效用的地方和時段，民眾的投票行為在技術上確實產生了政治人選「輪替」的效果。然而，在臺式人情社會中，當選的民代大多將精力用在選民服務上，包括勾銷交通違規罰單、更換路燈等等；選民家中的紅白喜事，也不可缺席。這樣，各級民代中幾乎沒人願意在立法機構中為涉及重大而長遠公共利益的事務盡心，因為選民看不到這些努力的立即效果，下次投票自然只會投給更「熱心服務」的人。在這樣的「淺碟政治」文化之下，有遠見的政治、經濟規劃自然遭到逆向淘汰。

比「淺碟政治」危害更大的是「仇恨政治」。以民進黨為代表的臺獨政治勢力在40年前開始集結，乃出於明確的政治動機和政治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做為戰勝國，收回了被日本殖民50年的臺灣，此後又在臺灣實行土地改革，這兩項舉動觸動了日本殖民臺灣期間與殖民當局密切合作的臺籍「皇民」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由「皇民」及其後裔組成的臺獨運動，一開始即將其政治目標定為在島內推翻「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並拒絕任何代表（他們口中的）「中國」對臺灣統治的力量。因此，民進黨從未打算在所謂「民主」的選舉和議會制度下與國民黨競爭或分享權力、互相監督，他們的唯一目標是置「中國」國民黨於死地。

要達成這樣的目標，臺獨政治勢力需要藉由煽動仇恨、製造對立，以求最大限度地動員支持者。於是他們不顧西式「民主」所標榜的「寬容」、「妥協」，對內利用臺灣人口結構中「本省人」（指1662年到1895年間陸續由大陸閩南和粵東移居臺灣島的漢人）居絕大多數，且抱持濃厚地域意識的狀態，誇大這部分人口在日據50年中與大陸不同的殖民地經驗，更藉由扭曲「二二八」（由部分不甘失敗的「皇民」利用接收當局所面臨的戰後政治、經濟困局，挑戰中國統治的暴動，以及當局在其後的鎮壓）事件之中的省籍因素，擴大仇恨，報復、清算曾代表中國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國民黨，否定國民黨以往在臺灣實行的一些淺表的去殖民化措施，並利用日本殖民遺產逐步擴大推行「去中國化」與再殖民化，以拉大兩岸的心靈距離。

臺獨政治勢力獲得經過教改洗腦及民粹煽動的「民意」支持，在臺灣選舉政治中，通常並不遵守競選規則，而慣於使用骯髒手段抹黑對手，甚至不惜使用「兩顆子彈」這樣的詭計影響投票；而在選舉失利時，即破壞代議政治運作，以群眾暴力脅迫執政黨就範；執政之後，則破壞他們曾參與制定的制度，背棄其在野時所標榜的法治、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學術獨立，甚至自詡「東廠」，不擇手段地清算鬥爭、打擊異己、任人唯親。臺獨政治勢力將他們不喜歡的媒體貶稱為「中國媒體」，將他們不喜歡的報導定義為「假新聞」、「中國假消息」，將不利於自己的民意調查結果，直接冠以「中國介入」，封殺、迫害他們不喜歡的言論和發言者。

民進黨等之所以如此毫無忌憚地破壞他們賴以上台的選舉制度，原因在於他們認定自己的作為具備「革命」性質，代表「民主進步」、「正義」、「改革」。因此，他們可以毫不羞愧地將類似日本極右派的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菁英主義主張包裝成「下層」、「左派」、「綠色環保」主張。在實質上的極右派作為下，臺灣島內認同分化、財政惡化、貧富差距擴大，當然是預料之中的結果。

「臺獨／拒統」有正當性嗎？

其次，在大陸不少從技術上迴避「敏感詞」的網路文章中，部分標榜「自由主義」的大陸知識界人士同情臺獨和以「中華民國」名義拒統的主張，認為「（臺灣）民族獨立」有正當性，對抗霸權、落實人民主權更有正當性，而拒絕統一則只是體制選擇。這類見解更是自欺欺人的誤讀。

事實上，臺獨的動機和訴求本來就不是「被壓迫人民反抗壓迫者」、「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者」或「被歧視的人民反抗歧視者」。恰恰相反，臺獨是建立在不道德的「優越感」之上的。臺獨分子懷念日本殖民期間，臺灣人面對「支那」和「支那人」的特殊地位和優越感；懷念殖民統治的「現代化」和19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帶來的優越感；連想要維護「中華民國」旗號的臺灣人，也習以為常地享受著兩岸恢復交往後，大陸給予臺灣人「高等華人」待遇所產生的優越感；因此，凡遇被外國人或大陸人「誤」認做「中國人」時，他們立刻產生「與『落後野蠻的中國人』為伍」的焦慮。

由於臺獨並不訴求「解殖」、「去殖民化」，而是追求「再殖民化」、「再皇民化」，這樣的傾向，自然使他們的「獨立」主張喪失道德正當性。

蔣經國是「堅持一中」的「民主先生」嗎？

再次，樂觀看待兩岸和平統一的見解中，有一部分人將黨名中仍保有「中國」的國民黨，當作那個在20世紀前半期與中國共產黨兩度合作的國民黨。這種認知，顯然來自對1949年之後臺灣歷史進程的陌生。

蔣介石統治臺灣的大部分時期，強調「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的「法統」，其目的在於確立國民黨政權做為二戰戰勝國一方統治臺灣的正當性。到了1970年代初期，國際和中國局勢的改變，使得國民黨政權面對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需求隨之改變，蔣經國藉機改變了蔣介石版「一個中國」政策。

青年時代的蔣經國在莫斯科學到了共產黨的群眾工作方法，也學到了王明打擊異己的手段。前者讓他在主政臺灣期間得到遠較乃父為高的民間聲望，後者則讓他在黨內和島內政局中選擇將權力考量置於人民利益之上。1970年代初期，臺灣國民黨當局面臨自失去大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外交乃至因石油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危機。蔣經國在此時出任「行政院長」，立即拋棄乃父的「反攻大陸」政策，徹底轉到「革新保臺」、拒絕統一的方向。

在經濟上，蔣經國推動包括鐵路、高速公路、國際機場、港口等在內的「十大建設」，展示放棄「反攻」、發展經濟的意志；在政治上，向島內和海外的臺獨遞出橄欖枝，與他們建立了密切的互動。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對臺「斷交、撤軍、廢約」，使臺灣當局在國際上進一步孤立。鄧小平宣布「臺灣歸回祖國」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要求美國對臺灣當局施壓，逼蔣經國上談判桌，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對此，蔣經國明確宣示對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拒絕廖承志訪臺，並於1986年的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政治革新」案，意在掃除仍持「光復大陸」主張的元老派勢力。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李登輝評價他說：「經國先生如同舊約中的摩西，帶領族人要渡過約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給繼承人約書亞，約書亞奮鬥不懈，終帶領族人平安渡過約旦河，到迦南之地」。從蔣經國的初衷看，李登輝並沒有背叛小蔣，相反地，李忠實地延續了蔣的政治路線。

如果說，蔣介石版的「一個中國」政策，是在法律上承認中國主權不可分割，但在政治現實中與大陸對抗；那麼，蔣經國版的「一個中國」論述就已經發生質變，從政治現實和法律層面為臺灣的拒統勢力和臺獨勢力奠定了政治基礎。

1987年7月，蔣經國解除超過38年的戒嚴，正式開放「黨禁」、「報禁」，讓前一年違法成立的民進黨合法化，也讓臺獨運動和言論有了更大的空間。同年11月，臥病在床的蔣經國指示馬英九去查：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有沒有宣布過「中華民國政府仍代表全中國」。數天後馬回報並未做此宣布，蔣就下達最高指示：國民大會不必設立大陸代表制，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產出的代表就是代表中華民國（但不代表大陸）。在此，「中華民國」概念的內涵已被蔣經國置換為「臺灣」一島。所以，蔣經國根本就是獨臺（甚至兩國論）的開山老祖。

後來李登輝繼承蔣經國遺志，在1991年4月進行憲法第一次「增修」；5月宣告終止實施將近44年的「動員戡亂時期」（實際意義是解除追求統一的法定義務）；12月21日舉行僅限於臺灣地區的「國民大會全面改選」，年底再逼退了全部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從此，「中華民國」的代表性就僅限於臺灣一島，完成了蔣經國臨終時的規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選舉中，甫於10月12日通過「臺獨黨綱」（迄今仍有效）的民進黨也參選並贏得66席國代，使臺獨政黨正式進入體制內。1992年12月又舉行僅限於臺灣地區的「立法院全面改選」。從此臺灣的民意機構從法理到事實上都與大陸徹底切割。到1996年李登輝在直接民選中當選總統，臺灣藉由「民意」及「民主化」抗拒統一的所有機制已經完成。而這一切發展，都是按照蔣經國生前所安排。這是為什麼儘管面臨李登輝的打壓排擠，國民黨內那些外省籍權貴（包括馬英九）卻只會爭相阿諛取容，無法團結自保──因為他們心知肚明，李登輝執行的都是故主蔣經國的遺訓。

對於蔣經國的「獨臺」誠意，務實派臺獨也持欣賞態度。與基於仇中情感而厭惡蔣家的「情感臺獨」人士不同，臺獨的「理論家」高度評價蔣經國的舉動。他們認為，從「堅持反攻大陸的外來政權」到「革新保臺的臺灣政府」，是蔣經國深思熟慮的戰略部署。對此，他們提供了一項無可反駁的證據：早在1981年，李潔明（James R. Lilley）離開華盛頓到臺北出任美國在臺協會處長之前，蔣經國曾託人告知李四點計畫，「第一，民主化，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意指僅從臺灣選出）；第二，臺灣化，臺灣人將全面出任要職；第三，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與中國發展工作關係」。在此，蔣經國的邏輯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陸已不可能，他又不願「被統一」，於是也就不可能以大陸為國家、以大陸人為國民；只能以臺灣為國家，以臺灣人為國民。這樣，國民無論從哪裡來，只需認同臺灣（或限縮於一島的「中華民國」），無分省籍、族群，都是臺灣人。所以蔣經國是「終結外來政權，認同臺灣主體、臺灣主權」的第一個「新臺灣人」，完成了「從外來政權到臺灣主體」的根本轉變，對臺獨建國功莫大焉。

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總統後，踵繼蔣經國的臺灣化路線，從其個人角度，在臺灣苗栗縣通霄鎮馬家莊找到了他的「臺灣淵源」；又從國民黨角度，將中國光復臺灣的「民族功績」論述轉變為「外來政權」的「原罪／贖罪」論述；再從臺灣的角度，刻意將1952年國民黨臺灣當局與日本間簽訂的「中日和約」（即「臺北和約」）當作確定「中華民國」統治臺灣合法性與確定「中華民國」國土範圍僅限於臺灣的法律文件。甚至還要求大陸承認1952年「中日和約」仍屬有效，以此做為兩岸（實為兩個中國）聯手保釣的前提。

從這個角度看，國民黨雖然堅持「中華民國」的稱號，但早已抽換了「中華民國」的內容。這樣的「中華民國」除了招牌以外，與臺獨的內容已不存在根本差異。甚至，這一招牌為臺獨提供了整個「國家」政權的骨架，並且成為臺獨的保護傘。臺獨政治勢力的菁英們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的「臺灣前途決議文」，就是明確宣示借用「中華民國」招牌推行臺獨內容的文件。換句話說，臺灣實際上已不存在「統」、「獨」之爭，只有國民黨的單向臺灣化，而沒有曾被殖民化的臺灣和臺灣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國化。

總之，「臺獨」運動本來是臺灣島內親日派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反抗；但隨著國民黨的臺灣化，「臺獨」已擴大成為掛著兩塊招牌（中華民國／臺灣）的島內政治勢力聯手對抗中國統一的共同陣線。

九合一選舉再度證實臺灣早已完成結構性「綠化」

誤讀選舉結果的，當然不止大陸以上兩種見解。臺灣島內國民黨的部分傳統支持者認為選舉結果是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否定，並樂觀預期兩岸關係回溫後，臺灣經濟將快速復甦。產生這種誤讀的原因，在於未能體認到目前臺灣社會根深蒂固的結構性變化，而這種變化遲早將不可避免地呈現在大陸面前。但在短期之內，島內的這種誤讀也誤導了大陸對此次選舉的樂觀解讀。

過去40多年間，臺灣社會在政治定位、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經濟和文化幾個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蔣經國與臺獨政治勢力發展出妥協和合作的互動模式開始，競逐臺灣權力的政治勢力即已確定將臺灣的利益與中華民族利益切割開來，使得上述變化成為結構性的變化，難以逆轉。

其一，在戰略的結構方面，冷戰時期，蔣介石統治臺灣背後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國；當蔣經國將臺灣前途與中國前途切割之後，國民黨與民進黨更同時需要依賴美國的支持。兩個政黨都奉美國為上國，無論他們在情感上仍承認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國人，還是奉行媚日再皇民化路線，都要在美國亞洲戰略的大架構下與美、日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洪秀柱不願去美國朝拜、尋求「冊封」，立即遭到該黨「換柱」。這次九合一選後，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就向美國表態：「國民黨從來都是親美的」，「那種認為臺灣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國的看法並不正確，相反，臺灣人對臺海關係越來越謹慎和實際」。無獨有偶，擔任民進黨當局陸委會副主委的邱垂正也向美國人表示，「這次選舉結果與兩岸政策沒有直接關聯，不存在親中不親中的問題」。

其二，蔣經國既欲切割臺灣前途與中國前途，臺灣自然只能選擇西式政治制度，從而決定了小蔣死後30年來臺灣政治、經濟的大勢。

臺灣經濟本來就存在基因缺陷，因為日本殖民時期將臺灣定位為農業與製糖基地，工業發展相當有限。1970年代後的臺灣「經濟奇蹟」，源於搭上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經濟戰車，即資本主義擴張的順風車，以低價勞工從事代工。即使這一點成就也應歸功於蔣介石時期的規劃。蔣介石去世後，臺灣的發展面臨幾種抉擇，包括：參考在經濟型態上與臺灣類似的新加坡或韓國的發展模式，或引進西式民主制度並向日據時代形成的本土親日勢力妥協，藉助其反中本能和力量來拒統。一黨主導的新加坡模式，有利於制訂長遠規劃，發揮行政效率，對於島嶼型區域而言，是快速成長並控制貧富差距的理想模式；韓國模式雖開放政黨政治，但執政者並不放任各政黨在國家認同、民族情感上相互衝突。臺灣在那時如果傾向新加坡模式，可以預見到高速的內部經濟成長；如果傾向韓國模式，則幾乎無疑可以搭上大陸經濟成長的列車，在新的亞洲和世界經濟生態中發展新型產業、扮演貿易橋樑角色。然而，蔣經國卻選擇了他所認定的「民主化」加「本土化」的獨臺道路，造成後來臺灣政局混亂、認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無法做出前瞻性的經濟及產業規劃，以致產業無法升級、傳統經濟萎縮、出口難以成長的困境。某些經濟學家認為，臺灣產業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冷戰期間，臺灣依附在以美國為首、日本為副的美日經濟分工體系中，未能建立獨立、完整的產業鏈。這種依附性經濟，在搭不上美國經濟列車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從大陸獲得經濟動能。可是蔣經國生前除了收割乃父的基業，事實上拒絕面對冷戰即將終結、大陸經濟成長的大勢，未做規劃，失去先機。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在主觀上短視並抗拒與大陸達成政治協議，客觀上就被排除出近30年來區域經濟整合的範圍之外。於是，持續性的經濟倒退、貿易萎縮、財政困窘動搖了蔡英文當局的執政根基。

其三，在國家認同方面，30年來，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和民進黨在文化、教育上全面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國化」、再皇民化；在價值觀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面西化，在對內對外政治上全面依附美國、對抗大陸；在法律、政治體制上與大陸切割，全方位地構築「法理臺獨」的基礎；藉由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上推行全島性選舉、公投，不斷建構和確認選民的「國家」意識、國民意識。這一系列舉措，在極大程度上重塑了臺灣人的身分認同。

這次選舉中的當選者，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類：韓國瑜這類「非典型國民黨」、鄭文燦這類「非典型民進黨」，以及柯文哲這類「白色力量」。所謂「非典型」，是指其「國家認同」的分歧已經大幅降低，除了對於「國號」仍有爭論之外，不再有結構性的「統」、「獨」之爭，所以只剩下民生、經濟議題。目前島內絕大多數人，或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或自認是「文化上的中國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國人」，他們絕不會拒絕從大陸獲得經濟利益，可是也不會因此而改變身分認同。因此，「非典型」政客勝選九合一，並不是「臺獨」的失敗，而是「綠化」已然成功。

產生誤讀的深層原因

面對臺灣選舉和臺灣的政治、社會現實，大陸輿論常常做出極度脫離現實的解讀。影響這一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於根植於中國傳統中的一種「中國中心」思考模式。這種思考模式的缺失，在於它將位於中國核心歷史經驗以外的觀察對象「陌生化」，使得觀察對象從客觀實體轉變成為一種「審美對象」，散發出某種「距離的美感」。與此同時，所觀察對象的諸多突出或隱蔽的面向都不再突顯，觀察者的視角產生諸多盲點。

面對臺灣，這種「陌生化」效應呈現為：

一、習慣於看到核心歷史經驗的連續性，並據以詮釋現實。對於臺灣在中國歷史連續性現象之外曾發生過的巨大斷裂（殖民時期的皇民化、冷戰時期的反共教育），大陸知識界和輿論界極度陌生，由此產生「大陸喪失中國文化傳統，臺灣完整保存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本誤解。事實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臺灣不僅在文化上經受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洗禮，在勉強保留部分地方民俗的同時，喪失了深層的儒家大傳統；而且，臺灣未曾經歷中國近代史上型塑中華民族、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三大歷史事件：中華民國建立、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缺乏與全體中國人民攜手反抗帝國主義的共同歷史經驗。臺灣光復後，國民黨為了反共而與日本及本土親日派合作，未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蔣介石倡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觸及淺表層次後即告失敗。

二、習慣於「炎黃子孫」敘事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上中國（人）主體的敘事，強調中國人「血緣」或文化的凝聚力、中國政治傳統的延續，輕忽近代國族建構的必要過程，由此產生「絕大多數臺灣人對大陸人懷有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感」這類想像。事實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殖民當局在臺灣全面灌輸日本臣民（皇民）意識和「日本人比『清國奴』」優越的意識，以致除少數覺醒者外，多數臺灣人試圖藉由貶抑自己的血統和文化，鄙視、排斥自己在大陸的同胞，來表達對日本的效忠。事實上，臺灣不但缺乏與全體中國人民攜手反抗帝國主義的共同歷史經驗，卻有太多與帝國主義者一起看待中國的歷史經驗──最具體的表現，就是2016年蔡英文在琉球冲繩島題字的「臺灣之塔」碑，及其一旁由李登輝在2018年題字的「為國作見證」碑，二者都是在緬懷紀念當年臺籍日本兵與日本人（對中國及西方國家）並肩作戰的「美好時光」。

在以上「血緣」與「主體」的想像下，大陸的觀察者無從理解有深刻殖民地經驗的人群根深蒂固的「自卑─優越」雙重情感現象，即面對殖民者的自卑、面對同胞的優越感；無法感受和體認到，將臺灣人歸入同胞範圍，將會造成刻意或不自覺地保有殖民地記憶的人對於喪失優越感的巨大焦慮和由此引發嚴重的認同危機的後果。

三、習慣於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敘事」，將兩岸的歷史關聯簡化為「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將臺灣社會想像成「1949年南京政權的延續」。事實上，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既要以「中華民國法統」建構統治臺灣的正當性，又要面對僅有臺灣為其統治範圍的現實，遂致力於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權的臺灣化，以此與大陸區隔，建構「國民」主體意識。從蔣經國晚年起，國民黨更加致力於凸顯「中華民國」與「臺灣」在空間範圍與法理上的重疊，並以此做為它與民進黨在面對「臺灣主權」議題時的「共識」基礎。大陸的輿論迄今為止都還沒有體認到：臺灣的任何主流政治勢力（不分藍綠）都是將「臺灣利益」與「中華民族利益」切割開來的，而他們的政治考量並不以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為前提導向。

四、習慣於線性的「歷史階段論」史觀，總認為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進程」相對滯後；認定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都遵循「普世」秩序，只有中國例外；缺乏對西式選舉政治的切身體驗，以為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都享有完全公開的資訊和充分言論自由，無從理解選舉政治中為保障特權團體所屬意的代理人當選而從事的精細操作，以及這種操作和想像中「公平、廣泛的全民參與」的根本差異。在這種對臺灣的「資訊公開」和「言論自由」的理想化想像下，更無從體會：在長期經歷日據時代的仇華／鄙華宣傳、兩蔣時代反共宣傳、解嚴（所謂「民主化」）後的反中／厭中宣傳後，臺灣大多數民眾已被洗腦而不自知，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卻自以為具有完全獨立的思考，在面對大陸和世界時自我限縮資訊管道，意識型態自我審查等等資訊品味及品質嚴重低落的現實困境。

面對現實的解讀和面對現實的準備

對於這次選舉，某些西方和兩岸以外觀察者的解讀反而比較值得參考。「德國之聲」澤林在〈講求實際的島民〉一文中認為：民進黨損失慘重，顯示「一個中國」不是臺灣民眾最大的煩惱，更不是唯一的煩惱；民眾關心的重點在於維持現狀，不願承擔兩岸關係惡化的風險。香港評論員練乙錚在《紐約時報》發表以〈臺灣會成為第一張被中國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嗎？〉為題的文章，認為民進黨的失敗「揭示了北京對臺灣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對於大陸而言，消除針對臺灣政治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誤讀，才能避免盲目樂觀，看清當下臺灣人基於對實際利益的關注，將兩岸關係工具化的傾向。同時，如果要將中國國力的真實增長轉化為真實的影響力，顯然有必要在訴諸血緣、文化親近感之外，針對臺灣40多年來的臺獨政治身分建設工程進行反制，將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重點置於「政治上的中國人」身分的建立和確認之上。古人早已體會到，是不是「夷狄」，關鍵在於文化而不在血統；今人也應該體認到：是不是中國人，在於政治，而不在血緣。

近代以來中國的國族建構曾面臨、也正在面臨多重的挑戰，其中不存在捷徑。僅強調傳統中國的遺產，不面對中國所處的現代國際與國內處境，難以應對這類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對臺灣的政治與選舉抱持錯誤解讀的知識界人士，多數都是目前的社會中堅。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些人的知識結構多數較為單一，對世界（尤其是大陸以外的世界）的了解相對有限。對他們不了解的部分，往往只能借助建立在相對狹窄的個人經驗基礎之上的想像。反之，大陸年輕世代在知識結構、資訊獲得、個人和民族自信方面的大幅提升，使得他們對臺灣政治的解讀能力和正確程度超過他們的前輩。大陸年輕一代很快就會感受到：韓國瑜勝選，只是為經濟困窘的臺灣人和政治焦慮的大陸人打了一針麻醉劑，長遠而言，只能延長，而不是縮短兩岸人民因分治而導致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