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原是一位讓獨派尷尬的歷史人物，他既是漢人的開臺祖，又是堅持「武統大陸」的大統派。但綠營只標榜前者，故意曲解、掩蓋後者，企圖把鄭塑造成（不是中國人的）臺灣人，而且因鄭氏在臺建立第一個與對岸敵對的漢人政權，具有臺獨的象徵意義。2016年之前，即便綠營主政的時代，他們一直延續歷年由內政部長代表中樞祭祀鄭成功的儀式。2008年2月17日，陳水扁總統甚至親下臺南，和市長許添財聯袂在延平郡王祠為鄭成功神像安座。顯然「綠化」鄭成功的工作已經有成，鄭可為綠營所用，鄭的大統派立場並未困擾綠營，因為臺民已經接受（或習慣）獨派為大家塑造的鄭成功形象。

 藍綠聯手變造鄭成功

鄭成功和臺獨本應水火不容，但他們的矛盾竟然還得靠綠營內部挑起、引爆。藍營喪失話語權、萬馬齊喑的窘態，可見一斑。

2016年8月1日，蔡英文舉行向原住民族道歉的盛大儀式。她說：「……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四百年來，每一個曾經來到臺灣的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蔡的道歉，一來有利綠營收買原住民選票，二來可強化民進黨治臺正當性。因為此前所有「外來」政權都被蔡解讀為對原住民不義、不利，唯有民進黨這個本土政權為原住民爭尊嚴、爭權益，因此這個政黨雖非以原住民為主體，但因它「認同臺灣」，和其他政權具有明顯區隔，最有資格擔任原住民之外的臺灣主人。

蔡英文雖然一箭雙鵰，但也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臺獨派原住民立委谷辣斯．尤達卡（後又擔任原民會主委）2017年3月在立法院質詢，以蔡的演講內容要求內政部長停止祭祀鄭成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她反問中樞是否應該祭祀霧社事件的原住民領袖莫那魯道。持著蔡英文的矛，谷辣斯成功阻擋了兩年的中樞祭鄭，該儀式直到2019年才又恢復，而且即便恢復，此後的祭祀都不如以往盛大。

可悲的是，不論是蔡英文對原住民的道歉演講，還是谷辣斯要求停止中樞祭鄭的說詞，都偏離史實，也違背事理。身為最大在野黨的藍營，不但沒有藉機凸顯綠營的矛盾與偽善（例如：打蛇隨棍上，逼迫綠營高調紀念抗日英雄莫那魯道，拆解獨派媚日意識），替鄭成功洗刷冤屈，讓民眾了解歷史真相，更沒有為自己搶回話語權，只坐視綠營輕微、短暫內鬨一番，然後依舊以有利獨派的方式詮釋鄭成功，繼續愚弄百姓，且於兩年後恢復中樞祭祀，雲淡風輕，毫無罣礙。

2019年4月29日內政部長徐國勇代表中樞祭祀鄭成功時，說：「清廷招降鄭成功卻遭悍然拒絕，鄭絕不與中國進行統一，既沒有被中國利誘投降，更渡海來臺趕走荷蘭人，收復、開拓、建設臺灣，促進臺、日、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往來。從海洋國家角度思考，鄭成功有其重要性。」可見「拒統、保臺、建國」是臺獨史觀對鄭成功總結出來的意義與價值，臺灣社會對此並無積極、有效的反對聲音。至於綠營內部的原漢小矛盾，則被「尊重多元史觀」一語帶過。民進黨不僅收編、霸凌了鄭成功，也收編、誤導了原住民。

2016年8月1日的「原住民族日」上，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蔡英文政府對原住民「致歉」的內容中，將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人一律視作「外來政權」，都是「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侵害了原住民的權利。蔡英文用「日本統治時期全面而深入的理蕃政策」一語帶過日本殖民臺灣50年間，對原住民的一切反人類暴行，足見蔡英文的「道歉」不僅是虛偽的，更是為了藉此「道歉秀」收編象徵「本土」的原住民，將其作為臺獨反中親美日的政治工具。（圖片擷取自「總統府」網站，網址：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603）

統治臺灣的正當性：明清vs荷日

按西方發明的「主權國家」概念（邊界確定、有效管轄），臺灣確非「自古」屬於中國領土。但按中國的「天下」觀，臺灣至遲在三國就已進入「天下秩序」，並在1684年被納入中國直接統轄的版圖。

荷蘭、西班牙、日本據臺期間，是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而建立的殖民統治，具有「國家以武力對外擴張」及「種族歧視」兩特質，當然缺乏統治正當性。

明朝的鄭和七下西洋所向無敵，不但沒把中國打造成「日不落國」，還在永樂五年（1407年）把盤踞馬六甲多年的海盜頭子中國人陳祖義捉拿回國問斬！天下絕無這種為外族除害的「帝國主義」。鄭成功為了驅趕荷蘭、清除戰場，不免傷及臺民；為了墾地、養兵，不免衝擊原住民的生活空間。但不以掠奪、殖民為目的的明鄭政府，帶給臺灣後代子孫（包含原、漢）的利益與意義，絕對遠大於荷蘭；造成當時臺灣居民的傷害，絕對遠不及荷蘭。

清朝納臺入版圖則是基於國防考慮，為維護「天下秩序」，並無掠奪、殖民意圖。漢人移民來臺非由政府主導，政府反而屢頒對原住民有利的「海禁」，以及約束漢人進入「番界」的禁令，證明漢移民背後並無殖民主義的國家武力支持。清朝治臺也沒有種族歧視，對原住民都採中國傳統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的政策，接受漢文化的平埔族可經由科舉任官。而且，島上原住民漢化是原漢共同生活後，原住民的選擇，不是被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如荷蘭、日據）逼出的結果。

強勢族群與弱勢族群相遇，後者被前者同化、欺負的情形，古今中外皆然。我們只能祈求強勢族群將心比心，不為已甚，留給弱勢族群生存空間，尤其不該以政府的集體力量，施暴鬆散、無組織的弱勢族群。身受王道文化影響的中國人，服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顯然比浸淫於霸道文化的西方人、日本人，更願「以大事小」。如果對照歐洲白人撲殺美洲印第安人、劫掠非洲黑奴；日本強占琉球，毀人之國、奪人之史；日據臺灣殖民政權對原住民的糟蹋、屠殺，明鄭與清朝絕對給予了臺灣原住民更多的善意與空間。

獨派從未以該有的火力、應有的道德標準批判日帝對臺灣原住民的不仁不義，卻不成比率地誇大明鄭、清朝與原住民的摩擦。他們還把民進黨執政以外的臺灣政府，全打為「外來殖民政權」，這種魚目混珠、和稀泥的做法，既違背史實，也包藏禍心。 

左圖為位於臺中市石岡區的土牛民番地界碑。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彰化知縣張世珍為避免漢人在拓墾時增加漢人和原住民間的衝突，因此在今土牛國小西側挖溝，豎立此碑石作為嚴禁漢人越界的界線。（圖片取自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右圖為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為了向臺灣山區擴張以掠奪山地資源，日人以武力征伐原住民，一面血腥地殘殺抵抗的原住民，一面籠絡原住民臣服於日人。1914年時，軍人出身的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出動第二次「五年理蕃計畫」期間，在日本天皇和國會的支持下，日軍大規模地剿殺太魯閣原住民。此間，日人更利用「以夷制夷」手段讓原住民互相殘殺。圖片中可見身穿日軍服的原住民手提太魯閣原住民之首級。

荷蘭人的掠奪與不仁

我們如果了解西方航海國家東來以及荷蘭治臺的本質，就更應感念鄭成功復臺的萬世功業。

荷蘭人引進漢人來臺開墾，是因為習於打獵的原住民，無法滿足荷蘭農業商品化的需求。但當任何人危及統治者利益時，就成為荷蘭殺戮、懲治的對象。1652年郭懷一事件（與抵抗苛捐雜稅有關）三千漢人被荷蘭人殺害，約為當時漢人人口的五分之一。荷蘭禁原漢交易，把奪自原民土地交漢人耕作，給予漢人獵鹿權利，造成原漢衝突，分而治之。荷蘭本土在1477年通過法律，統治者需經地方同意才能加稅，但他們未經臺民同意，片面制定進出口稅，此為殖民者種族歧視又一例。臺灣之有鴉片，始於荷蘭之輸入，吸食之風，甚於大陸。曹永和、連雅堂都指出：屏東東港的小琉球島上有「烏鬼洞」，述說該島原住民被荷蘭人滅絕的悲慘故事。

此外，1623年，英國、荷蘭為了爭奪印尼香料、胡椒利潤，造成安汶大屠殺，傷及英、荷以外的當地居民。1740年，荷蘭當局在巴達維亞（雅加達）屠殺華人近萬人，倖存百餘人，是為紅溪慘案。明鄭復臺前，菲律賓漢人約為臺灣漢人四倍多。若非鄭成功趕走荷蘭，臺灣漢人可能淪為紅溪慘案的冤魂，或是寄人籬下的東南亞華人，不可能成為臺灣的主人。

中國人民自主移民海外（東南亞、臺灣），歷時千年之久，但唯獨臺灣能發展成以漢人（包括漢化的原住民）為主體的社會，正是以中國人在島上建立統治權作為必要前提條件。社會學者陳紹馨在《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4年）中指出：「菲〔律賓〕島漢人之發展，視臺灣尤早。約於1640年時，菲島漢人已達四萬五千人，時在臺漢人僅有一萬人而已。但三百年後之今日，臺灣漢人已為菲島漢人之一百倍。」（頁88）而「臺灣人口……增長之基礎，實肇始於明鄭時代。」（頁111）原因是：「夫任何一地區之人口，……蓋必須某程度之組織，形成社會，方能繼續發展也。較大之人口，尤須有政治組織，而此政治組織之性質與其主權所在，對人口能增至何種規模，具有決定性之作用。荷人雖歡迎漢人來住，但其目的在於推行重商主義；漢人人口增至足以威脅其利益時，輒被壓制，甚至遭受屠殺（按：即前述1652年之郭懷一事件）。在此情形下，漢人人口實難增至偌大規模。鄭成功驅逐荷人，收回主權於國人手中，以人口觀點而言，為一重要事實」（頁115），因此「鄭成功興師開闢海外乾坤，創業以遺諸子孫，後世尊崇為開山聖王，誠屬至當。」（頁116）臺獨否認「臺灣應屬中國」、醜化或扭曲中國人在島上建立的政權，甚至以中國血緣為恥，反而美化、懷念日人的殖民統治，等於否定自身在臺的正當性及合理性。自輕自賤，莫此為甚。

紀念鄭成功　釐清國家與政權之別

1644年清兵入關。直到1683年，清廷才消滅偏安臺灣的「反清復明」大本營。但康熙深知鄭成功雖然反清（此為政權之爭），但是他驅趕荷蘭人、收復臺灣則功在中國、利在千秋。鄭成功死後原葬臺灣，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清聖祖下詔：「鄭成功系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令遣官護送鄭成功、鄭經父子靈柩回福建歸葬南安，建祠祭祀，還賜以輓聯讚頌鄭成功：「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更加體會臺灣對於中國的國防意義。來臺善後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必然有感於鄭成功復臺對於國家的偉大貢獻，於是奏請興建延平郡王祠，追諡鄭為「明延平忠節王」，並題下膾炙人口的聯語：「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移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十餘年後，身負抗法、抗日、保臺重任的首任巡撫劉銘傳與末任巡撫唐景崧（按：此處「保臺」指保護中國的臺灣，免於被外敵擄掠、蹂躪），也相繼留下肯定鄭成功對國家貢獻的對聯。劉聯曰：「賜國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創基業在山窮水盡；復父書辭嚴義正，千秋大節，享俎豆於舜日堯天。」唐聯曰：「由秀才封王，拄撐半壁舊山河，為天下讀書人頓生顏色；驅外夷出境，開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以上種種，可見清朝皇帝、大臣都能區分國家與政權之別，都肯定鄭成功的歷史地位。

1958年2月2日，張學良謁延平郡王祠時，把鄭成功事蹟與中國近代歷史做成更深刻的連結與比喻，寫下更具時代意義的一首詩：「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此詩意義深遠，可惜絕大多數臺灣人不知、不解、不從張的用心。

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張學良無奈帶領東北軍退入關內，但無時無刻不迫切期待全國抗日、收復故土。可嘆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下，張學良被派去「剿共」，最終導致蔣被張兵諫挾持的「西安事變」。事變結束後，蔣雖兌現承諾，暫停剿共，全力抗日，且於1945年8月獲取對日抗戰的勝利，但國共內戰隨即再起，甚至大陸變色，蔣氏敗退來臺。張學良則從西安事變以後，就成為國民黨人的眾矢之的，遭蔣長期軟禁。

在張看來，抗日攸關國家存亡，國共內戰只是政權之爭，兩者的重要性豈可相提並論。西安事變導致國共聯手抗日，終能確保中國版圖，這比國、共政權之爭誰勝誰負更重要。即便張學良終生背負國民黨人的罵名，但他面對國家問心無愧，故以鄭成功自況。

明清兩朝、國共兩黨都只是中國歷史的一頁。藍營人士如果糾結於對「明朔」的堅持，卻漠視臺灣現已形同自中國「版圖」分裂出去，就會淪為反共、拒統的獨臺派，這就難怪綠營在曲解「大統派」鄭成功時，並未面臨重大阻力。因為抗中、保臺（按：此處「保臺」指保護與「中國」對立的「臺灣」，免於「被統一」）正是藍、綠對鄭成功的共同錯誤解讀。

後記

2022年3月27日，臺灣統派團體在臺北舉行「紀念鄭成功復臺360週年座談會」。奇怪的是，前一年的4月29日上午九點，綠營政府在延平郡王祠循例舉辦中樞祭典之外，該日上午十點，藍營團體「松濤社」隨即也在同場地舉行「明延平王鄭成功光復臺灣六甲子祭祀」。松濤社執行長宋緒康表示，這場活動具備紀念歷史及護國保臺的雙重意義。儀式結束後，眾人揮舞國旗，多次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原來臺灣方面從鄭成功登陸臺灣、擊潰荷軍的1661年起算，故在2021年紀念鄭氏復臺360週年。統派及大陸則從明鄭和荷蘭簽訂條約、荷軍撤離臺灣的1662年起算，所以2022年才是鄭氏復臺360週年。何時起算乃是細節，但如果從推動統運、引起關注、誘發反思的角度出發，統派選在2021年與藍、綠同日舉辦紀念會，效果可能更好。但前提當然是，統派必須尖銳批判藍、綠對於鄭成功的曲解，不能三派各說各話、只走過場，才能引起民眾的注意與反思。

從蔣經國的「革新保臺」，到臺獨的「抗中保臺」，臺灣社會認知的「保臺」，是指「保護臺灣免於被大陸統一」，迥異於沈葆楨、劉銘傳以及日據時代抗日志士們所認知的「保臺」。至於藍營揮舞國旗、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情境大致有二，一是悲憤於綠營搶奪、利用藍營原有的中華民國招牌，卻又無情逼殺同樣反中、拒統、保臺（但反對「炒作臺獨逼使北京提前統一臺灣」）的藍營；二是悲憤於對岸的日益強大與促統壓力，使中華民國瀕臨「被消滅」。惡意扭曲鄭成功的綠營中央大員，前腳才步出延平郡王祠，藍營團體隨即在鄭成功神像前強調護國保臺，又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反倒沒有批判綠營的臺獨史觀，藍綠對於鄭氏復臺的解讀究竟差異何在？難怪當天接連的兩場祭祀行禮如儀，卻沒引起任何討論與激辯。難得能夠正確體認鄭成功復臺歷史意義的統派，沒能提前一年，在同一天藉機發出鏗鏘正論，進而凸顯藍綠的沆瀣一氣，實屬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