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國際與國內的「兩個大局」，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10月31日，習近平在中共19屆5中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在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預期，中國要辦好自己的事，「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₁ ，成為中國政府一切工作的總基調。對於這兩個大局的關係，有的人喜歡從國際大局看國內大局，有的人喜歡從國內大局看國際大局。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道理，也會產生不同的結論。總體而言，國際大局因國內大局而變。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國內大局，國際大局就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當然，國際大局的變化又會影響國內大局的進程，如果不能很好地應對前者，後者就會遇到大的困難或挫折。

臺灣問題處於兩個大局風雲際會的焦點，處理起來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以哪種方式，在哪個時點實現統一，其本身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更加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順利實現。

就國際大局而言，美國利用臺灣問題阻擋中國的崛起，已是公開的秘密。「臺獨」勢力自然心知肚明，而且心甘情願地充當美國的棋子，成為反中急先鋒。美國不同政治勢力的算路儘管不一樣，但其目標是一致的。美國某種強硬勢力試圖引發一場美國不直接出手的局部戰爭，讓中國在這場戰爭中付出慘重的代價。然後，美國以這場戰爭為藉口，進行全球動員，圍堵中國，特別是打擊中國的全球貿易，讓中國從第一貿易大國的位置上跌落下來。英美第二次戰爭的時候，當時強大的英國就封鎖了美國與歐洲的貿易，讓美國受到沉重的打擊。{{即美國獨立後，1812至1815年美、英之間的戰爭，又稱為美國第二次獨立戰爭。第一次美國獨立戰爭（1775至1783年）結束後，英美之間的主權之爭並未立即終結。隨著英、法於歐洲與北美加拿大範圍內的競爭白熱化，以及美國向北擴張的企圖，英國開始藉由壟斷美國對歐貿易抵制歐陸、控制美國，後來法國突圍拉攏美國促美倒向法國，從而引爆英美艦艇在海上交火。美國意圖擴大衝突以打破英國海上貿易封鎖，並進占加拿大，遂於1812年6月18日對英宣戰。}}美國溫和派的勢力並〔非〕不想挑起戰爭，而是努力避免中國從美國這兒找到戰爭的公開藉口，但會實質性地提升與臺灣的軍事和政治關係，鞏固臺灣「事實獨立」的地位，讓臺灣永遠成為美國反中的前沿陣地。這種所謂的溫和派並不是想努力避免戰爭，而是努力讓中國承擔更多的戰爭道義責任，以便於聯合更多的國際勢力從政治上孤立和打擊中國。

所以，區分美國強硬派和溫和派，討論哪一派更有利於中國，意義已經不大。討論的重點應該轉移到國內大局，以我為主地研究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會更有利於國內的穩定與發展。

如此，我們便可以轉而討論另一個統籌，也就是統籌發展與安全。

就發展來說，新冠疫情是個轉折點。原來預期這個疫情會對中國的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人甚至做好了過幾年苦日子的準備。然而，疫情的全球性流行是超出預期的，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抗疫的糟糕表現更是超出預期。在諸經濟大國中，只有中國一枝獨秀，在國內經濟和對外交易中迅速恢復過來，並獲得了一個比以往更大的發展機遇。中國領導層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遇。這會影響到對臺灣問題的考慮，至於影響的程度，還很難評估。至少，戰爭的風險短期內會有所下降。

就安全來說，除了美國打壓中國這一主要的國際安全風險外，國內部分的安全主要是政治安全，它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的大安全體系中處於最關鍵的位置。

政治安全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在當前的中國來說，最主要的是三層關係：一是黨和國家的關係，也就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二是中央與外圍的關係，也就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三是領袖與集體的關係；也就是維護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

就第一層關係而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穩固的，而且可以用「空前的穩固」來形容，這既得益於國內大局，也得益於國際大局。國內持續的穩定發展是領導地位的堅實保障，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國內的治理衰敗和國際的野蠻行為則反襯了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所以，中國民眾對中國共產黨有90%左右的支持並不令人驚訝，也不會有多少人懷疑數據的真實性。很多西方的政客和民眾對此沒有多少了解，尤其不能了解中西方關係的歷史性變化，導致西方媒體對中國越攻擊，中國民眾就越擁護中國共產黨。

就第二層關係而言，黨中央的權威自建國以來一直沒有大的動搖。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傳統，普通民眾對中央的權威有著高度的認同。這也與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建設時期的實踐有密切的關係，全黨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維護黨中央權威是一切工作成功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就有了政治上的保證。不過，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中央政策極容易在地方失真和變形。「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長期存在的痼疾。中央任何政策下來，地方領導都會在是否對自己有利上做一番評估，有利的就積極執行，不利的就消極應對。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口頭上都是堅決擁護，不折不扣，不會與中央公開地唱反調。只有兩種情況例外：一是中央特別叮囑，而且會專門派人監督的情況；二是某種非常規狀態，尤其是類似新冠疫情這種危機情況。在這兩種情況下，地方幹部們才會言行一致，不敢懈怠。改革開放之後，中央為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一方面進行權力下放，另一方面努力尋找地方利益（包括地方幹部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契合點，於是各種各樣的激勵政策紛紛出臺。這種做法的確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也帶來了中國的快速發展，但伴隨的負面效果就是腐敗的大量滋生，與地方發展沒有太大關聯的普通民眾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視。十八大之後，中央集中權力，更多以懲罰的方式督促地方解決這些問題，取得了很大進展，扶貧問題、環境問題等可以說取得了決定性的成績。然而，很多問題仍然難以通過集中權力的方式加以解決。譬如說類似秦嶺別墅這種違規性的問題，在地方上可以說比比皆是，假如每一次大的違規都需要中央多次批示才能解決，中央領導人即使累死也無濟於事。事實上，地方上的確有很多這樣的違規事件不了了之，老百姓求告有門，但解決無方。即便是腐敗問題，儘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地方上的明白人都知道，大部分腐敗在目前體制機制下是無法查出的。就拿中央巡視來說，一個巡視組下來，住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等著別人去舉報。如果你是一個不了解情況的群眾，搞一些匿名的舉報、沒有可靠線索的舉報，一般都不會被處理。那些了解情況，又願意實名的舉報者通常不是一般的群眾，更多是被舉報者身邊的人。或者說只要地方領導跟周圍的人關係搞好，大家沒有太大的衝突，相互之間就沒有多少舉報的風險，大多違規的事情也就難以查出來。當然，地方領導想不得罪人也是很難的，因此，舉報的情況還是大量存在，這也是領導幹部經常出事的一個原因。於是，一些地方領導為了安全起見，就盡量少做事，因為一做事就有可能出錯，有可能得罪人。這就產生了一個影響發展的負面效果，地方的積極性有所下降。嚴格說來，不是積極性下降，而是主動性和創造性下降。很多地方幹部做事仍然是很積極的，尤其是在貫徹落實上面政策方面，但那是一種做給上面看的積極性，是一種沒有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積極性，或者說是一種「內捲」式的積極性。在這種積極性的作用下，黨中央政治權威不會下降，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治理效果會下降。

就第三層關係而言，由於前兩種關係的加持作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也相應地得到鞏固。對於領袖個人的核心地位而言，也還是有一些變量具體地發揮著作用。優秀的領袖都是歷史使命感很強的人，習近平不只是擁有一般的歷史使命感，而且具有那種力挽狂瀾、校正歷史航向的意志和能力。他上臺之前，中國雖然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中，腐敗問題、民生問題、環境問題已積累到威脅共產黨生存的程度。他的強硬態度和強力手段讓普通民眾看到了轉折性的希望，他也因此獲得了廣泛的擁護。即使不強調「兩個維護」「兩個維護」是指「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中共於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並寫入該全會文件。此後習近平多次指出，「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著黨的建設的方向和效果。」習並強調，「兩個維護」是對全黨的要求，更是對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要求。₃ ，他在全黨全國的核心和領袖地位也是非常穩固的。問題在於，這種「穩固性」還要受「關鍵少數」的影響。這裡所說的關鍵少數不只是指領導幹部，而是泛指擁有較多財富、知識和權力的人，也就是中國菁英層中的部分人。前面不是說中國共產黨擁有90%左右民眾的支持嗎？那10%左右不支持的也有一億左右的人，這些人在菁英層中占的比例會更大一些，而且問卷調查還很難反映出其確切的數量。那些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幾乎都不支持黨的最高領導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當中也有一部分不支持黨的最高領導人。這些人匯總起來，儘管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擁有比較大的能量。擁有權力的反對者、擁有財富的反對者、擁有知識的反對者各自擁有或明或暗的反對陣地和資源。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之後，一些本來支持最高領導人的也變得不支持了，這些人當中有的主要受到西方輿論的影響，有的則主要受國內因素影響。不管這些人有多大的能量，如果缺乏廣大民眾的支持，是不會有多大作用的。因此，最高領導人持續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是當前中國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

然而，廣大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對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支持不是一勞永逸的，是要在動態過程去把握的。說到底，要持續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努力兌現重大政治承諾是非常重要的。

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承諾的三大歷史使命之一。這種承諾在改革開放後一度變得不那麼具有緊迫性，因為這時大陸拼命地忙著「發展」，對臺灣採取了戰略寬鬆政策。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大陸人上上下下都有一種「不急於統一」的心理預期，只要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有某種默契，大陸人能夠忍受較長時期的兩岸分治。然而，這種戰略寬鬆被國民黨用來追求長期分裂的局面，在這種追求中，「臺獨」勢力被縱容發展，並最終主導了臺灣政壇，轉變了臺灣民意的主流。對此，大陸人也一度放鬆警惕，即使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之後，大陸人也仍然對和平統一抱有一定的希望。直到幾年之前，更確切地說，是特朗普上臺，民進黨重新執政，〔其〕反中的政治仇恨點燃了大陸人民的怒火。中央也在這種怒火中調整了對臺政策，一方面強調了「促統」的緊迫性，一方面加大了武力逼和的力度。這種調整也意味著政治承諾的某種調整，意味著廣大民眾對最高領導人非常規任期的某種期待，希望他在自己的任期內帶領中國人民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國外的某種評論認為解決臺灣問題會帶來執政危機，這話應該反過來說，不解決臺灣問題會帶來執政危機。

較快地解決臺灣問題，會更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會更有利於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治理效果，會更有利於維護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說，更有利於保證當前中國的政治安全。

這樣一種政治安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局有什麼關係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中國面臨從發展中國家躍入發達國家的歷史重任，這相當於一個電子層的電子躍入另一個電子層，需要非常規的巨大能量。對於中國來說，這種能量集中表現為政治能量，上述三層關係所凝聚的政治能量是中國順利進入發達國家的關鍵政治保證。理解這一點，需要一種「大歷史主義」的眼光，而不是某種社會科學所呈現的「平面主義」的眼光。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