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走到今天這個局面，李登輝執政時期無疑是個轉折。這個時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90年兩岸密使會談到1995年的「康奈爾事件」；第二個階段是從1995年的「康奈爾事件」到1999年炮制「兩國論」。

第一個階段是兩岸冷戰之後的蜜月期。蔣經國晚年所進行的經政改革給臺灣帶來了新的變化，也給兩岸關係的改善帶來契機。他的過早去世讓李登輝突然接掌政權，後者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而試圖在兩岸關係上打開一個新局面，這時候的大陸也試圖通過改善兩岸關係打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雙方的想法出現了難得的交集，於是通過9次密使會談，最終促成了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公開會談，這種會談一共進行了18次，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包括事務性磋商成果和政治性的諒解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後來成為兩岸關係穩定基石的 「九二共識」。大陸不公開承認臺灣方面「一中各表」的說法，但也給予諒解和尊重。對於臺灣方面強調的對等和尊嚴，大陸在雙方會談的安排上、尤其是儀式上，總是千方百計而又小心翼翼地予以滿足。

這個時期的李登輝不宜被定義為臺獨分子，他本人也多次托人捎話給大陸，自己決不搞臺獨，而是追求國家統一，並成立了國統會，制定了國統綱領，規定兩岸關係經由短程的交流互惠、中程的互信合作，再到遠程的協商統一。這反映了「堅持一個中國，追求國家統一」是當時國民黨黨內和島內的廣泛共識，作為黨內和島內的新領導人，從穩固自己權力的角度考慮，是不太可能有制造臺獨事件的政治動機的。

事情的變化還是起源於島內所謂「民主化」和「本土化」潮流所催生的「走出去」的想法，以及從中美建交後「中華民國」失去國際空間的悲情意識中走出來。這種想法得到了美國政界比較一致的響應，他們對於臺灣的民主化表現出了高度的讚賞，認為既是臺灣的勝利，也是美國的勝利，要給予政治上的獎賞。1994年11月，美國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大獲全勝，同時控制了參眾兩院，國會便開始出現一邊倒地支持臺灣的氣氛。1995年5月，美國參眾兩院壓倒性地通過了要求行政部門核發簽證給李登輝的議案。已經成弱勢總統的克林頓頂不住壓力，決定允許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問康乃爾大學。

這個決定對於臺灣朝野來說，都是意外的驚喜，對於大陸來說，則是意外的震驚。1個月前，美國國務卿還告訴錢其琛，李登輝訪美不符合美臺的非官方關係。大陸內部的壓力也是可以想見的，如果不採取果斷辦法，其他國家也會效法美國。事實也是如此，臺灣領導人「走出去」戰略在其他地方也取得突破，尤其是出訪一些非邦交國。大陸被迫對前一階段的兩岸關係進行檢討，對李登輝展開批判，推遲兩會協商，並進行軍事演習。對美國，中國則以召回駐美大使，暫停一些合作計畫作為回應。這種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克林頓做出了「新三不」承諾：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但也有不能遂願的地方，那就是大陸對臺灣的文攻武嚇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就武嚇來說，美國2艘航母開過來，臺灣人就吃了定心丸；就文攻來說，大陸越罵李登輝，支持他的臺灣人就越多，因為他們並不認為李有什麼錯。

這種文武過招後，大陸深悟到兩岸關係背後的關鍵因素是中美關係。所以，大陸採取了「先美後臺」策略，加大對美外交力度，終於簽署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同時與俄羅斯等大國也簽署了不同性質和程度的夥伴關係。期間，被動的臺灣上百次地主動呼籲復談，大陸不予理會。當中美戰略夥伴關係「搞定」後，大陸才於1997年11月主動邀請海基會來大陸開研討會。海基會儘管最後答應，但重啟後的會談氣氛與以前大不相同。就臺灣方面的感受來說，大陸不再尊重臺方以前的對等、尊嚴的要求，而是突現臺灣的地方政權性質。在「康奈爾事件」之後，兩岸復談之前，大陸領導人和部門首長在公開場合屢次談到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方統計共有8次之多。復談之後，大陸方面不再願意談事務性內容，而是強調政治性會談，首先就要談「一個中國」問題。強調的主要考慮是防止臺方在國際上再制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事端，因為大陸方面認為，康奈爾之行不只是象徵性的，李登輝在演講中明確提出了「中華民國在臺灣」。

大陸方面似乎改變了對「一中各表」的態度，而且正式提出了關於「一個中國」含義的說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

這段話似乎與臺灣的《國統綱領》距離不大，但在臺方看來，這是一個攻擊性很強的說明，專門強調臺灣是中國一部分，而不強調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尤其是最後一句，專門講「臺灣的政治地位」而不是講兩岸的某種關係。再聯繫到大陸沒有講出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這種說法已經在國際上通行開來，臺方就不僅有一種被「矮化」的感覺，而且有一種被「吃掉」的感覺。

如果從談判攻防戰本身來說，大陸的外交工作和對臺工作的一套組合拳還是很漂亮的，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忽視了臺方心理上的變化，或者把握到了這種變化，但沒能預見到其可能導致的進一步的後果。

就李登輝本人來說，康奈爾之行是其人生的高光時刻，也得到臺灣人的廣泛支持，大陸的文攻武嚇讓其非常惱火，但也一下子找不到辦法應對。也許在大陸採取進攻性姿態提出關於「一個中國」的說明之後，他就開始思考同樣進攻性的策略，那就似乎只有一個辦法：往臺獨立場靠攏。但這要研究出一個合適的說法，於是就組織秘密專班，利用秘密經費，對此進行專門研究。這個專班由李信任的國安會幕僚組成，蔡英文是其中的負責人員，研究報告由蔡提交當時的國安會秘書長。最後經過李登輝接見德國記者表達的論述是：「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臺灣視為『叛亂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並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

這個論述實際上就是宣布「不用宣布的獨立」（蔡英文在連任後又表演了一遍），這在當時起到了石破天驚的效果。對於李登輝來說，這個談話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在大陸的逼迫之下而採取的一種進攻性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他內心想法的直白表露。抬頭強調「1991年修憲以來」，其實是強調此段表述的所謂法理依據。自1991年修憲之後，臺灣的一些法律專家、尤其是國際法專家，就在研究、謀劃「法理臺獨」，以形成臺獨勢力的核心表述。「兩國論」專班所要達成的表述就是那些努力搞「法理臺獨」的專家所研究的成果，其背後的根本認知就是「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也可稱為「中華民國臺灣」，它的主權和治權均不及於大陸，人民和領土也僅及於臺澎金馬。說到底就是「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兩岸關係是國際關係。陳水扁後來簡潔地表述為「一邊一國」，其實這就是蔡英文的內心想法，也是她給陳水扁做陸委會主委時所支持的說法。

「兩國論」出台後，大陸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這是一個可以直接導致開戰的說法，也的確聽說大陸有幾十位將軍聯名上書請戰。大陸加緊進行渡海作戰演習，軍機2次越過海峽中線。大陸在做出強烈反應時，特別想弄清楚這背後有無美國的因素。情況很快就比較明瞭，美國沒有支持李登輝這樣做，而是重申「一個中國」立場，並且通過私下和公開的渠道向李登輝表達不滿，進行勸告。更明確的信號是，在「康奈爾事件」上一致支持臺灣的國會也因「兩國論」出現了重大分裂。共和黨的議員大多支持李登輝的論述，但也有重量級的共和黨議員反對，如參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湯姆斯就公開反對「兩國論」。包括拜登參議員在內的民主黨議員則支持行政部門的立場，認為「兩國論」違背了美國政府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的態度讓大陸心裡有了點底，知道這是臺灣單方面的動作。更重要的是，美國進行了高規格的危機處理，克林頓總統主動給江澤民主席打電話，讓中方相信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同時美國自國務卿以下，各層級官員全數出動，在兩岸之間進行說明，強調「一個中國」的同時，努力勸和促談，也就是貫徹落實克林頓總統所提出的「三個支柱」：「認知一個中國」、「期望兩岸對話」、「和平解決分歧」。

從「三個支柱」來看，那種猜測美國一直不希望、甚至阻撓兩岸談判的說法不一定成立，美國對臺政策也是隨著中美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在中美關係比較正常時，美國至少是不妨礙兩岸走上談判桌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獨」是臺灣內生的產物，不能過於怪罪美國。無論是誘導「臺獨」的李登輝，還是後來推進「臺獨」的陳水扁，美國都將其定義為「麻煩製造者」，並給予了一定的打壓。但是美國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主導的，當某種力量的發展超出其控制範圍時，美國最終會予以認可的，如果發現這種力量還可以為其所利用，那態度轉變起來也是很容易的。當面臨蘇聯的共同威脅的時候，中美改善關係並最終成功建交，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儘管大陸認識到兩岸關係背後美國因素的重要性，但在處理臺灣問題的過程中過分考慮這個因素是不妥當的，也是最終要吃虧的。大陸要堅持認為兩岸問題是內政，是中國人自己可以解決的，而且要的確想辦法加以解決。

在跟李登輝打交道時，大陸通過加強對美外交，比較成功地化解了2次危機，但也留下重大的隱患。第一個隱患就是當時在大陸和美國的雙重壓力下，臺灣從「兩國論」上往回收縮，表面上回到「一中各表」的立場，但在臺灣產生了更強的「兩國」心理定勢，對於「臺獨」勢力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勝利，大陸越是打壓，臺灣人的「兩國」心裡就越強烈，民進黨得到的支持就越大。炮制「兩國論」的主謀蔡英文即使在危機當中仍然堅持不退縮的立場，在接任陳水扁的陸委會主委時給前主委蘇起拋下一句話：「今後兩國論只做不說」。第二個隱患就是美國對臺政策的可能轉變，「兩國論」出來後，儘管帶來了美國朝野對臺立場的分裂，但共和黨議員大多是支持的，民主黨議員盡管跟政府立場保持一致，但不少人內心是同情臺灣的，一旦中美關係趨於緊張，他們也很容易與共和黨持相同的立場。

今天來反思李登輝時期的2次危機，從短期來看，大陸比較成功地進行了危機處理，尤其是在穩定和推進中美關係的同時穩定了臺海局勢，為大陸的改革開放贏得了和平的內外環境，從長期來看，臺獨勢力在這種危機處理中「進兩步，退一步」，總體上是不斷發展壯大的。直至今天，民進黨把30年前「天然統」的臺灣人變成了「天然獨」的臺灣人，兩岸關係的態勢是臺灣方面大多認為已經獨立。蔡英文剛剛贏得第二任期，就宣稱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就是將「兩國論」重新表述一遍，強調過去「兩國論」危機後臺灣的立場並沒有變化。現在的不少國民黨黨員內心也大抵清楚，「兩國論」危機處理主要是說給大陸聽的，臺灣自那個節點以後就難以回到「一個中國」立場了，國民黨為了在選舉中生存，也不得不「民進黨化」，往「兩國」的立場上靠近。在此局面下，大陸人則認為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喪失殆盡，如果要統一，就不得不採取非和平方式。

過去可以用來抑制「臺獨」的美國因素現在反而成為促進「臺獨」的因素。大陸人普遍對川普政府的對臺政策感到不滿，認為其非理性、甚至瘋狂。儘管川普個人具有賭徒的心理特徵，但在臺灣問題上，其實質性動作並沒有過分偏離共和黨的主流立場。「兩國論」時期，共和黨支持臺獨的立場已經顯露出來，小布希上台，如果不是「九．一一」事件，在臺灣問題上可能就要往前折騰一步。在當前美國反華氣氛高漲的情況下，對臺獨的支持出現了跨黨派一致的態度。蓬佩奧說「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是美國一直以來的跨黨派立場，這個說法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但如果只限於描述今天的情況，也沒什麼大錯。因為確認臺灣是一個由2300萬人組成的國家的《臺北法案》就是參眾兩院跨黨派一致通過的。

因此，無論在臺灣方面、大陸方面，還是美國方面，尋找穩定兩岸局勢的因素已經變得異常的困難。還有一點可能性的就是曾經反對「兩國論」的拜登能否像克林頓那樣來主動進行臺海危機處理。這種可能不是完全沒有，但希望較小，因為，克林頓化解危機的背景是臺灣在不知會美國的情況下主動挑事，破壞了美國不想破壞的中美關係。現在情況則大不相同，主動挑事的是美國，美國立法部門確認臺灣獨立，美國行政部門主動提出臺灣加入聯合國，兩者相互配合，不像在其他問題上那樣相互牽制。

大陸現在幾乎唯一的選擇就是認真做好非和平方式的准備，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是嚇唬一下臺灣。與李登輝打交道的時期，武嚇臺灣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美國航母一來，臺灣人就不相信大陸真的敢打，反而強化了支持臺獨的心理。美國倒是被大陸嚇住了一下，因為大陸放話說，我們的核彈是可以打到洛杉磯的，美國更關心臺灣還是更關心洛杉磯?

就蔡英文來說，她也許並不認為目前的局勢有「兩國論」時期那麼緊張，她關於「國家」問題的表述也沒有超過「兩國論」，現在挑事的是美國，臺灣只是配合而已。她不僅沒有被定義為「麻煩製造者」，而且還被捧為明星，在臺灣和美國都得到廣泛的支持。她堅持認為自己沒有挑釁，是在維持現狀。然而，她所說的現狀就是「一邊一國」的現狀，是臺灣事實獨立的現狀，她認為這是臺灣人內心普遍認同的現狀。如果這種描述成立的話，那麼其源頭和責任還是要追溯到炮制「兩國論」時期，大陸那時候逼著臺灣做了表面上的退縮，但並沒能阻止「兩國」認知在臺灣人心中不斷發酵的進程。蔡英文今天不需要有什麼動作就可以享受著某種「事實獨立」的成果，就像李登輝當時說的，也是她現在強調的，臺灣已經獨立，不需要再次宣布獨立。現在的蔡英文表現出大陸抓不住辮子、打不著板子的某種自信和淡定。臺灣人對大陸的態度也似乎是「我們已經這樣，你們急了，早幹嘛去了?」

大陸現在的立場，相對於「兩國論」提出以前，有很大的退讓了、或者說退到大體承認李登輝早期的立場了，但世易時移，那個時期已經過去，臺灣現在是立場一貫的臺獨分子當道。尤其是蔡英文，她是「兩國論」的炮制者、推進者和堅持者，在其背後，還有更死硬的臺獨分子，這些人在操縱、控制著臺灣的權力場和輿論場。大陸「文攻」的一面幾無從下手，「武嚇」的一面取得了一點效果，譬如說暫時讓臺獨勢力不敢邁出「關鍵一步」。但如果不是認真準備非和平方式，這種效果也會很快減弱的。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大陸是在認真而全面地準備臺海戰爭，不是像過去美國人說的那樣，藉準備臺海戰爭，而實現軍事現代化。實現軍事現代化，建設世界一流軍隊是寫進權威文件的目標，這與準備臺海戰爭並不矛盾。現在與以前不一樣的是，自上而下，大陸人大都走出了單純「和平統一」的幻想，認為不採取必要的軍事手段，結果只會是臺灣「和平獨立」。這個幾乎已經形成廣泛的共識，這也是從李登輝時期汲取的最大教訓。

這是一個很苦的果子，但不得不吞下去。

事情也並非完全沒有轉機。糾正一件壞的事情，就要回到這個事情發生時的情景。蔡英文炮制「兩國論」時，當時無論在官方層面，還是民間層面，如果進行公開討論的話，是不可能支持他們這種做法的，也就是說，「兩國論」是違背官意和民意的，是少數人以秘密的方式制造出來的一件錯誤的事情。然而，這件事情在臺灣卻產生了不斷發酵，且難以逆轉的效果。如果要逆轉的話，也需要一種更大的力量支持的事件。蔡英文現在強調「對等」、「對話」，其實隱含著辯解炮制「兩國論」的理由：只有如此，才能跟大陸對等地對話，否則只能在大陸「合法對叛亂」或「中央對地方」的套路中打轉轉。

問題是，如果像一位美國官員曾經說的，「一個中國」（ONE CHINA）就像「一個上帝」（ONE GOD），是不能違反的，而且在大陸也有足夠的力量阻止你違反的情況下，那還能不能找到「對等地對話」的路子呢?

這不僅是臺灣方面思考的問題，也是大陸方面思考的問題，在用包括非和平方式逼迫臺灣回到「一個中國」立場後，還能夠「對等地」會談嗎？如果能夠及早發現這種「對等」的方式，那還有必要等到用非和平方式來逼迫嗎？

如果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應該是可以找到答案的，這幾乎是兩岸和平的「一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