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美大使是外交系統令人矚目的職位，也是責任深重的駐外使節。歷任駐美大使都是中央精挑細選，慎重任命的。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讓這一份工作特別難做，原則性與靈活性、鬥爭性與合作性，需要高超的智慧，審時度勢地去把握。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係總基調是合作共贏，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美國時而不時地做出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破壞中美關係的事，歷任駐美大使都要在這個問題上與美國進行交涉，在保護中國利益和尊嚴的同時，繼續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記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時任駐美大使的李肇星堅持鬥爭，讓美國總統克林頓寫下「對死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對其家屬和中國人民表示真誠的歉意」，並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李大使在為中國贏得尊嚴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中美合作。

然而，世易時移。自從川普上台後，中美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被定義為戰略競爭者，美國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打壓。這個時期的駐美大使工作就顯得更加難做，甚至一時理不出個頭緒，好像到處救火卻救不過來，到處示好卻又不斷碰到冷屁股。過去常說的中美關係壓艙石沒有了，經貿領域反而成為雙方爭鬥的戰場。崔天凱大使努力維護中美關係，試圖找幾個壓艙的小石頭，都難以找到，其工作的吃力可想而知。

在對崔大使的努力工作與外交風度表示肯定的同時，也需要就這段時期的對美外交工作進行反思和檢討。這個不是求全責備，而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過去講中美合作，一直有個前提，那就是不能損害對方的核心利益。中美建交後，有2個具體問題一直在雙方關係中占據核心地位：一是臺灣問題，二是經貿問題。鄧小平在中美建交和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經過一系列鬥爭和談判，為中美關係定了個基調：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發展中美經貿關係。前者優先於後者，如果美國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寧可冒經貿關係中斷的風險也要堅決地鬥爭。美國弄清楚中國的立場後，儘管不時地弄出些小動作，但在臺灣問題上一直保持謹慎的行為，總體上沒有越過底線。中國外交工作在這一點上也一直保持著政治敏感性。

但是，近兩年來，也許中美貿易戰吸引了過多的注意力，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越走越遠反而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沒有採取有力的防範措施。繼《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臺灣旅行法》之後，美國國會在疫情期間通過了顛覆性的《臺北法案》。前文（參見儲建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臺北法案》〉）曾評論說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是遠比駐南聯盟使館被炸嚴重得多的事件，是中美建交基礎受到嚴重破壞的事件。

作為駐美大使，不知道對《臺北法案》的政治嚴重性是否有足夠的認識。如果有的話，在《臺北法案》提出、討論、修改、審議的一年多時間裡，應該對其內容詳加研究，尤其是對其第二條第三項確認臺灣是一獨立國家的規定進行嚴正交涉，並建議中央採取堅決鬥爭的態度。這種鬥爭也許不能夠阻止《臺北法案》的通過，但迫使國會對相關內容做出修改還是可能的。即使連這種修改也不可能，也至少顯示了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毫不妥協的立場，為今後採取必要的行動打好外交上的伏筆。

現在這一確認臺灣獨立的《臺北法案》通過了，中國對美外交幾乎被逼入死角。外交系統花了很多精力與美國進行疫情口水仗，表面上惡化了中美關係，實際上掩蓋了因《臺北法案》而產生的外交危機。中國的廣大民眾，甚至很多高校知識分子都不知道美國已立法確認臺灣獨立這件事。你告訴他們，他們還不相信這是真的。

可以想見，如果不是疫情危機，中國廣大民眾一下子全知道《臺北法案》究竟怎麼回事，那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那些連《方方日記》也不放過的年輕人會如何出離地憤怒！中國外交人員對此究竟是真不敏感，還是故意回避？

美國國務院一個叫博明的助理國務卿前不久發表了一通講話，以顯示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了解，還專門講到「五四」運動，說李文亮繼承了「五四」精神。這種對中國的一知半解顯得有點可笑，「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如果現在真的發生一場這種運動的話，絕對不是親美民主運動，而是圍繞《臺北法案》而發生反美愛國運動。像崔大使這樣的外交人員日子就不好過了。

不過，這樣的運動不會在北大這樣的學校出現了，因為這些雙一流學校都精英化了，各學科追求的一流標準大都是美國標準，無論政治口號如何，背後的真實動力就是如此。這也就是無論美國如何地折騰中國，如何地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學校的知識分子大多選擇忍耐的背後原因。很多從這些學校走出來的官員也是如此。那些與美國做生意的商業精英更不用說了。

因此，所謂「戰狼」與論，所謂「戰狼」外交只是表面現象，更多地是停留在言語上，嚇唬一下外面而已。當美國真的痛下殺手時，中國的這些精英又紛紛退縮了，一直退縮到連國家的核心利益也不敢維護。

面對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臺灣問題，中國過去的所謂鷹派竟然公開發表「放棄論」，更不用說那些更多的鴿派了。姑且不論「放棄論」對《憲法》和相關法律的違背，如果真的讓臺灣獨立，那肯定是一個受外國支持的敵對國家，因為它不想敵對都不行。它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受外國軍事援助，發展進攻中國的殺傷性武器，從而讓中國的國家安全變得異常脆弱，嚴重阻礙中國發展步伐。有人幻想讓臺灣獨立可以換來和平發展的機會，簡直是癡人說夢。美國支持臺灣獨立不是為了什麼「民主和平」，因為不獨立反而可以更好地實現這一點，而是為了壯大敵視中國的軍事包圍圈，一個獨立的臺灣更容易讓美國實現這個目標。如果經濟學者看不出這一點還情有可原，專門研究軍事戰略問題的鷹派學者也糊塗如此，真是匪夷所思。

中國的外交官員理應有這種戰略認識，以及基於這種認識的政治敏感性。然而，遺憾的是，現在的外交官員基本上出身於外語專業，一方面缺乏過去外交官的革命鬥爭經歷，另一方面缺乏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訓練，腦子中的政治知識可能主要來自西方、尤其是美國輿論場所傳遞的信息。總體來說，當前中國外交官缺乏維護中國國家利益所必需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素養。

做為一個駐美大使，經歷了公開分裂中國的《臺北法案》事件，心裡肯定不是滋味，或者說這是心中真正的痛，指責太多也於心不忍。但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嚴重影響中國命運、嚴重影響世界和平的問題。有人也許是想淡化這個問題嚴重性，所以弄出個「非核心利益論」、甚至是「放棄論」。在目前局勢下，這種言論也許會產生與其預期相反的效果。有人甚至猜測「放棄論」是否是「誘獨」論，也就是誘使臺灣越過最後一道防線，從而讓大陸有更充分的理由進行武統。

即使沒有誘獨的意思，「放棄論」也的確有放任臺灣邁出危險一步的作用。美國正式提出臺灣加入聯合國，力挺臺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國務卿幾十年來首次給臺灣領導人當選發賀電，公開稱蔡英文為「總統」。這一切在美國行政當局看來，都是在執行《臺北法案》，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未來還可能有進一步的動作。崔大使的確需要從百忙中抽出一點時間，冷靜地想一想，對美外交，千頭萬緒，孰輕孰重，好好掂量。目前合適的做法也許是主動要求回國述職，一來向美國表明態度，反正現在也找不到合作的著力點；二來向上面報告下一步對美外交工作的想法，盡可能消除《臺北法案》的惡劣影響。